文档介绍：图书的变迁[1]中国有六千年的文明史,跟人类社会一样,图书也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过程,字体、载体,制作方式屡经变迁,它是文明的伴生物,又不容分辩地受到文明的检验,一批又一批被无情的历史所淘汰,存活的只是少数。但是,人们仍然以“浩如渊海”来形容。正确地识别它们,确认其制作的时间,进而阐明书籍变迁的一般线索,乃是书史学家、版本学家们殚精竭虑、孜孜以求的目标。一、绪说图书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这是因为,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许多史迹被湮没,有待于考古发掘;也因为,关于图书的概念,图书学界的意见还不完全—致。尼罗河流域生长一种灯心草,茎高六尺,有人称之为埃及芦苇。古埃及人把这种草切去头与根部,将茎直剖成两片,剥取茎部的薄皮,一片一片直直地排成一层,至适当宽度,再将较短的小片横着铺上一层,浸入尼罗河水中。经过木棰捶打,晒干,磨光,形成纸张,称为“埃及纸”,或“纸草纸”,用桨糊粘接成几公尺至三、四十公尺的长卷(这是西洋书称“卷”的起源),再用斜切的芦秆作笔,蘸着墨汁,在这种纸卷的一面写字。公元前三千年前后,便有这种写卷出现,巴黎卢汶博物馆即收藏有公元前二十五世纪的埃及纸草一卷,这可说是近代书籍的远祖。这种写卷一般每卷长1m,宽30cm。卷面的文字,现在的埃及人大多已不认识,需要作注释、译解,跟我们的古籍整理相仿佛。几乎跟古埃及人同时,生活在西南亚两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平原(今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境内)的苏美尔(苏末人)创造了楔形文字,刻在石头或泥版(泥砖)上。相继而起的巴比伦人、亚述人,都使用这种文字,创造了灿烂的西亚文化,成为世界古文明发祥地之一。近一百多年问,考古学家在这—带发现大批楔形文字泥版或铭刻。—九二二至一九三四年,英国考古学家伍莱率考古队在伊拉克南部的乌尔发掘,发现了公元前三千年的王墓和遗址,出土大量精美随葬品和楔形文字泥版。这种泥版书,已经陆续译解成功,为古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远在希腊荷马以前,流传着一种用黄杨木等木材做的小木板,涂上一层蜡,用金属、象牙或骨针在上面刻写,称为“记事板”或记事簿。当两块木板钉在—起,就成为现在西洋书的雏型。(参看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近年间,保加利亚发现了六千年前的历书,刻在陶制炉体周围,从左至右,分成许多纵行,行距之间标月亮圆缺记号,以圆缺的三十天周期为一个月,并以赭红色在空白处标明全年为十二个月,一年为三百六十天,有五天之差,工匠便在炉子穿眼处作了五个记号,与下一年循环相连。历书将十二个月分三个季节,同古埃及历书体系相似。如果说尼罗河下游是埃及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两河流域平原是西亚文明的发祥地,那末,黄河流域,河、淮之间,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甘肃秦安大地湾发现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中有十余种以直线或曲线并列的符号,它们不同于装饰图案,含有记事意义。距今六千多年前的仰韶彩陶文化遗址中,仅半坡村一处即发现一百十三个刻划符号,临潼姜寨的仰韶型陶器则有了文字,为我国原始文字的孑遗。甘肃辛店更发现了近于绘画文字的马、日、人、鸟诸形,跟甲文、金文的基本母形相同,应是象形文字的先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陆续出土的遍布黄、淮之间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六个整齐而合规范的意符文字:(音忽),象花朵形,出土于泰安大汶口;斤,象锛;戌,象杀人用的大斧;(音热),上面是太阳,中间有火,下面是山峰,反映出在烈日下山上起火的情形;,的简体(以上四个出土于莒县陵阳河遗址;字出土于诸城前寨)。显然,这是经过整理统—并且在广大地区内通用的文字。据研究,大汶口文化是继太昊文化(伏羲氏)之后,跟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同时的少昊国家极盛期的文化遗存,距今五千年以上。我载是从黄帝和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和蚩尤(少昊君长)的涿鹿之战开始的,历史是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太昊、少昊、炎帝、黄帝等在春秋时代还有他们的后裔,还可以考到他们的故都和其子孙的国土,这是假不了的。(参阅唐兰先生《中国有六千年的文明史》)如果说人们在《旧约·创世纪》里能看到古埃及的法老,在《荷马史诗》里能看到希腊的古代英雄,那么,我载的太昊、黄帝、少昊诸形象就更不应该被抹煞。当时的书记形态,迄今未发现,故而探讨中国书史,还得从殷商时期的龟册说起。二、手写时期的书籍印刷术发明之前,图书靠手写流传,其物质载体和装治形式历经变迁。公元一八九九年,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书契被发现。一九○四年,孙诒让著《契文举例》,始作考释。一九二八年后多次发掘。一九三六年春,小屯一窖穴出土龟版17088片(另有骨版8个)。一九七七年,陕西岐山、扶风两县之间的周原遗址,也在一个窖穴中发掘出龟版14800余片,骨版200余片。如此丰富的收藏,简直可视为地下书库!考殷墟书契中,“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