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阳光灿烂的日子(1)老周  我仍然怀疑现在的孩子享有的“幸福”。他们生活在按照成人设计的种种“决定”之中,理论上说,这些成人的“决定”是历史主义的,具有“阴谋”的性质。老子不玩你们的这个游戏还活不成了? 我经历过没学上的日子,胆小怕事的人们,还是让我来说出你们暗恋又不敢说的真实的感受吧。“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停学了。大孩子们在毛主席的鼓动下搞“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打砸抢、斗走资派,小孩子整天价就是玩。我那时才上小学五年级,比子轩退学时的年龄还要小。停课的两年我们痛痛快快地玩了两年。春天来了,我们自己动手糊风筝,上房揭瓦掏鸟窝;夏天我们整天价泡在黄河里,戏水垂钓,在河滩的回水湾石缝里摸鲫鱼;秋天瓜果成熟,我们集体配合行动,白天“观敌阵”,讨论研究“作战方案”,夜里偷摸老乡的瓜果,得手后大家围着战利品论功行赏,就地分赃;冬天,我们自制冰橇、滑板,在冰上做各种竞赛,较量各自装备的设计与制作才能。两年里我们玩腻了所有的孩童游戏,弹玻璃球、背三角(叠成的三角形香烟盒)、打皇帝(也有称打包公、打碑)、跳方、抽陀螺、摔泥……我们开始对大孩子们玩的游戏产生好奇,我们揣着从家里偷出来的带锡纸的香烟当作贡品,尾随着他们钻进窝藏着秘密的“老窝”,围在一架抄家抄来的手摇唱机旁抽烟,无数遍听着当时被称作“靡靡之音”的音乐:鸽子、宝贝、星星索、苏联歌曲、广东音乐、贝多芬、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这是我歪打正着接受的素质教育。当时我们也说不出来其中的名堂,就是觉得比革命歌曲好听。还有,我们敢听大人们都不敢听的“反动歌曲”,试看天下谁牛逼!最激动人心的事件莫过于打群架。交战总是与周边的工厂、农村、学校的子弟在边界地带展开,战争总是不断升级,从仨仨俩俩的拳脚相向到几十人的石头仗,最后发展到械斗,从冷兵器到鸣响钢砂枪。打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双方的家长都不能制止,只有双方仰慕的球星出面调停才有和平。这个经验让我深信国家地理地缘政治原始于人之初,通融于游戏。除了集体游戏,孩子们把相当多的精力都投入到玩具和工具的制造上。矿石收音机、小马达、航模、望远镜、车模、渔具、弹弓弩、匕首、钢砂枪、雷管、瓦斯瓶……这是我们那一茬人的“研究性学习”。制造过程中所用的材料、工具、方法都是最原始的,假如拥有今天如此丰富的市场资源,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折腾出大炮、飞机来。可是事情往往是这样,人们在没条件的时候,贼心贼胆俱全,当一切条件具备的时候,贼却没了。这个“贼”就是隐藏在每个孩子身上的创造力。看看现在的贼当得是何等的堕落,直接对准成人的钱袋生掏,连指法都不练了。我似乎是在怀念那段令许多人不堪回首的岁月。没错,我在讲我个人的经历与体验。因为就在那个时段,卷入“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和利益冲突的成人与新生代在时间上出现了分形。成人们在愚昧与罪恶的社会舞台上相互倾轧,未成年人却在远离社会规范监控的自然环境和游戏环境中自由自在地成长。分形的人群走着不同的生活轨道,也给历史留下了不同的记忆。“文化大革命”的受难者用血泪写下了“伤痕文学”,“伤痕”划开了深深的代沟,在代沟这边的瓦砾场上,站着拎着板砖的王朔和唱着摇滚的崔健。我认为王朔与崔健留下的是没有伤疤有伤痛的文化原创,是更具代表性的时代符号。我之所以怀念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因为它让我不能不怀念。这段自由自在的经历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我们在好奇心和兴趣的引导下来认识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