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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诗2.26.doc

文档介绍

文档介绍:由曹氏父子看魏晋四言诗的新境界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张桂杰哈尔滨市政府外事办张莉建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极混乱的时期。不过在文学史上,则为所谓的文学和自觉时代,同时,在诗歌史上,亦为五言诗盛行之时代。但据逮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建安时期有13名作家、63首四言诗(其中5首为残句),在三百多首建安诗歌当中,四言诗不仅数量不容忽视,地位和艺术价值更为举足轻重。建安四言诗,大抵可分两类。其一,乐府四言诗。风格自由、内容活泼,誠如许学夷云:“魏人乐府,四言如孟德《短歌行》、子桓《善哉行》、子建《飞龙篇》等,其源出于《採芝》《鸿鹄》,轶荡自如,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其二,四言古诗。此类或多或少承袭《诗经》以来强调政治教化的诗教传统,王粲《赠文叔良》,繁钦《远戍勸戒诗》,曹植《責躬》等,均属继此传统之代表作。在此,应注意的是“通侻”的建安文学特色。鲁迅先生云:“通侻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文体随便、造语自然、用字简易、勇于学****和採取民间新兴的文学形式、不避俗语等等,都是“通侻”的文风在形式上的表现。此外,“尚情”亦为“通侻”的显著特点。这一特色在魏晋以前的四言诗中是很少见的。实际上,建安时期文学家中,“为人洮易无威重”之曹操、“任性而行,不自彫饰”之曹植、“慕通达”之曹丕的诗歌,都具有“尚情”、“採取民间”、“不避俗语”等“通侻”倾向。建安时期出现的曹操、曹丕等人的乐府四言诗,成为了两汉四言诗至两晋四言诗的桥梁。曹操既是政治家、军事家,亦是文学家。他***辞章,兼善音乐,又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如《三国志·武帝纪》云:“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披之管弦,皆成乐章。”今存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歌辞。其中《短歌行》(对酒当歌)一首、《善哉行》(古公檀父)一首、《步出夏门行》以及残句《善哉行》(痛哉世人)诸篇为四言之章。曹操文学上有“通侻”的特色,恰如鲁迅所说: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侻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曹操四言诗全源于民间乐府形式,而且以“慷慨”、“悲凉”之音,或抒发人生短暂之感慨、或抒发建功立业之雄志,较彻底地脱出了《诗经》的《雅》《颂》传统的束缚,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诚如吴乔《围炉诗话》云:“作四字诗,多受束于《三百篇》句法,不受束者,惟曹孟德耳。”又如沈德潜《古诗源》云:“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现在试看《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河。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频。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锲阔谈讌,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难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属“相和歌·平调曲”。乐府有《短歌行》又有《长歌行》,根据《乐府解题》,其分别在歌声长短。这一篇似乎是用于宴会场合的歌辞,实为曹操千古绝唱。诗中虽有“言当及时为乐”之语,但还是以及时求贤建业为主旨,正如清张玉穀《古诗赏析》云:“《短歌行》,此叹流光易逝,欲得贤才以早建王业之诗”。陈沆(1785—1826)《诗比兴笺》亦云:“此诗即汉高《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