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工作的法治维度摘要:在当代中国社会工作建构的过程中,法治的维度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不利于中国社会工作的战略发展。社会工作法治化的内源性依据是现代人的法治化生存,是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与本土化的依托与内在构成元素。社会工作需要在职业化上通过法治进行自我赋权与制度构建,开展法治行动进行案主增权和社会变革;在专业化上要建设社会工作法律学科,从基础理论和实践理论上扩展理论的法治元素;在本土化上需要从社会工作立法进入更为宏大的社会立法,明晰政治对于社会工作法治的形塑意义,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法治理论的研究。关键词:社会工作;法治;职业化;专业化;本土化一、问题提出社会工作作为中国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仍处于建构阶段,职业化、专业化和本土化是其核心议题,也是学界与实务界的历史使命。学界的讨论有着多重视角,然而从法治的维度进行讨论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法治化在社会工作总体发展中居于边缘甚至被忽视的位置。全面依法治国是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并被置于社会治理的保障地位。中国社会工作的形塑与功能展开离不开法治;忽视法治的支持,对于社会工作来说将是一大遗憾。但在推进中国社会工作的总体发展中,法治化具有何种地位、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及应如何对待法治等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国内学者吕涛、尹学军围绕社会工作的法治化做了专门的讨论,但他们将社会工作的法治化局限于制度化,[1]而忽略了法治化与专业化、本土化的关联。分散性的讨论主要停留在法制层面,包括从理念与功能[2]、西方百年历史脉络来分析社会工作与法律的互动关系[3];讨论社会工作立法问题;[4]倡导社会工作法律或者法律社会工作,推进法律与社会工作的整合。[5-7]总体来说,从法治视角讨论中国社会工作还处于初步阶段,零散而不深入。之所以如此,与中国社会工作整体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法学界的关怀不多等情况有关;而高校专业的分科也使得社会工作界对法学知识的了解相对不足。此外,中国社会工作界在西学东渐的历史大潮中,忽视了西方法律体系的内在差异;导致过于偏重美国经验,而对欧洲大陆的经验汲取不足。欧洲大陆社会工作界高度发达的法治研究成果常被人们忽视,以至于当下国内社会工作界形成了一种不重视法治的氛围。当然,中国传统法治意识的薄弱对此也有影响。纵观其他成熟的专业和职业的发展历程,可以推断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将必然伴随法治化。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国社会工作的推进,法治化的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将日渐凸显。社会工作法治化是“领域法学”[8],相关的议题众多。而在法治视角下审视社会工作,讨论二者的关系,首先要回到社会工作的基本问题上,即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本土化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阐述社会工作法治化的内涵,并提出社会工作法治的维度的基本框架,从而为学界深入与拓展这一领域夯实基础。二、社会工作法治化的内涵社会工作法治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诉求,有着特定的依据,并基于社会工作的特性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一)社会工作法治化的内源性依据基于现代人“法治化生存”以及社会工作的特性,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本土化发展也是逐渐法治化的过程。传统熟人社会主要依赖道德伦理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中国现代社会则在走向陌生人社会的进程中,社会规范的主导模式转向法治化。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逐渐理性化的过程,而法治化是现代化的一个趋势和标志。人们理解法律、认可立法精神、并在行动中遵守法律,以法律处理社会关系。法治不仅塑造了人们的人格,也提供了行为模式。在此意义上,法治化生存是一种常态。从社会工作独特的视角“生理-心理-社会”的综融分析框架看,法治化贯穿其中。法律对于社会工作服务对象权利义务关系的设定与变革,深刻影响着社会工作实务的成效。胜任社会工作实践意味着社会工作者不仅要具备社会工作价值、理论知识和实践支撑的评估技术,[9]。换言之,社会工作者需要融合法律与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同时,在实践中,相关的法律无法十分清晰地体现在具体情境中,而且法律也试图平衡内部冲突的规则。实践中,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工作者常常不得不在两难中做出抉择,以决定资源与服务的优先性。社会工作实践背后的社会工作伦理本身也存在两难状况,当这些法律与伦理互相缠绕时,则更增加了抉择的困难性。因此,社会工作需要在理论、价值伦理层面发展理性知识,推进专业化发展,从而回应实践议题。社会工作的专业生存与行动依赖于职业制度所设定的框架。由于中国社会工作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尚未定型,法律赋予社会工作何种地位、职权,如何配置资源、确定规范等将会深刻地形塑中国社会工作制度,并对其发展起到重大作用。社会工作法治化是衡量社会工作行业发展成熟度的重要指标。在此意义上,社会工作职业制度构建无法忽视法治的影响。无论是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还是职业化都是在本土语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