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思科九年
第1节
南半球的二月是盛夏。白天的阳光炽烈而持久,四处都是耀眼的惨白。电视里的广告说皮肤癌是这个国家的国癌,提醒人们小心这厉害的阳光,要穿长袖的衣服,呆在阴凉的地方,戴墨镜,涂防晒霜。即便如此,海边的沙滩上还是躺满了裸露大片皮肤晒日光浴的各色人种。他们慵懒地躺着趴着,戴着墨镜看书或者睡觉。他们的孩子在水边嬉戏,他们的狗在四处奔跑。海浪一层层涌来,冲浪者和他们的冲浪板在浪中时隐时现。
我也躺在沙滩上,看着儿子和一帮白人小孩玩耍。偏光墨镜里的天空幽蓝深邃,海水的颜色是那种厚重的蓝灰色,洒着点点碎光。我脱掉凉鞋,把赤脚深深埋进滚烫的细沙。海风微凉而带着腥味儿,这股气味儿又勾起我的一些回忆。
其实也才短短的几个月而已,可是我感觉好像距离那段生活已经很远了。那些曾经天天缠绕在脑袋里的烦恼和焦躁,那些曾经让人厌倦不已的应酬来往,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大喜大悲,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海边,在这个充斥着陌生语言和文化的国家,好像已经都渐渐褪色乃至趋于消散。我有点害怕,害怕自己哪天想回忆起那段生活的时候记忆只剩下一片空白。
我想也许还是应该找个地方把它们保存下来,就像是电影里的美国黑帮给自己的钱袋找一个火车站的保管箱,或者像是梁朝伟默默地对着吴哥窟的某个树洞喃喃自语。我要把它好好地埋在一个地方。我知道,只要我埋好了,它就不会腐烂。
1998年
邓老板
邓老板人很瘦,戴着眼镜。当时是我的顶头上司。
当我把辞职申请放到邓老板桌上的时候,他笑了,说这是意料中的事。我也笑了。然后他问,要去哪里。
那时我年轻,说去思科。他很惊讶,说思科是干什么的。
那是1998年。
1998年,我27岁,是一家日资通信公司的售后服务工程师,月薪2200元人民币左右,如果出差的话,还有每天60元到80元不等的差旅补助。
当时,这家公司在我居住的城市属于效益非常不错的合资企业。每天,公司的几辆豪华员工通勤班车穿行市内,惹人注目。在这里上班的员工也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有几个日本人被安插在各个部门作为合资方的管理人员。
1998年,我27岁,刚刚完成了婚房的装修,计划和女友次年结婚。
1998年8月,我向早已预料到我要走的邓老板递交了辞呈。至此,我在这里工作了整整3年。其实,这3年也是一堆需要好好找个地方埋起来的记忆,让我一个一个来,留待以后吧。
老卢
老卢是我进思科的介绍人。
老卢和我的姐夫Vincent是原HP上海分公司的同事,两人有不错的交情。得知我想要找下一家公司时,Vincent找了老卢。老卢把我的简历登记到了Cisco的人材数据库。Cisco在中国一直是通过在职员工推荐寻找新人,如果成功录用,推荐者将得到1500美金的奖励。
当时的老卢,是Cisco上海分公司的电信客户经理,主要负责浙江。
第一次见到老卢,是我在上海on board之后。此人中等身材,平头,圆脸,衣着得体而讲究,言谈内敛而圆熟。我谢他,他笑着说不用谢,第一,Cisco不是因为我推荐你就录用你;第二,我可以从你身上得到1500美金,我要谢你才对。
他说得不错,在成功拿到Cisco的offer之前,我经过了5轮面试。从一开始的摩拳擦掌志在必得,到后来的惴惴不安听天由命,Cisco没有让我觉得进来得很容易。
Polly
这辈子到现在为止和两个叫Polly的女性打过交道。两个Polly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我的命运。这是第一个。
在我把简历交给老卢之后不久,接到一个电话,是那种广东腔的普通话,声音很温婉。说是Cisco香港公司的人事部门职员,问我有没有时间见面聊聊。
老卢通过Vincent告诉我,思科对新员工的面试一般有5轮。第一轮是人事部初步面试,第二轮和第三轮是技术或者能力面试,到了第四轮和第五轮,就是和各级老板打交道了。因此,人事部的面试其实挺关键,往往有可能在一些细节上得到或者丧失分数。
和Polly的会面约在江北的Holiday Inn,当时这家四星级酒店新开不久。我打车来到这里,时值盛夏,我在大堂的沙发坐下吹了一会儿空调,等浑身干爽气定神闲了以后我用内线电话拨通了Polly的房间,她让我先到酒吧叫点东西等她一会儿。我来到大堂吧叫了一杯冰水,四处逡巡了一番。98年这个城市的四星级酒店里还有着一些人丁稀落的神秘感,细碎的钢琴声中几个颇具优越感的服务生静静穿行。几对交谈的人群音量也控制得很有教养。数年之后,当各个城市里的各大酒店充斥着众多大声打电话的人群的时候,我还真有点怀念那个改革了但还不太开放的年代。
Polly让我等待的时间不长,当我看到入口处那个衣着得体神态怡然的女性走进来的时候,我知道就是她了。
时隔将近10年,我已经记不清Polly当时的容貌,只是模糊地觉得她大约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