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K0900121C10005120谢晔从大学生的视角谈一谈你对钓鱼岛问题的认识。钓鱼岛问题之我见钓鱼岛主权问题,历来是中日关系的悬案之一。纵观双方在该问题上所陈述的“历史依据”,基本上是各说各话,完全是两条平行线,在可预见的将来,几乎不存在相交的可能性。与其总拿当年老佛爷慈禧赐封给盛宣怀的“礼物”,或日清战争之际,明治政府如何将尖阁群岛划归冲绳县石垣市的行政管辖等陈年老酒似的历史作料说事,不如面对现实,承认其祸根在美国,是一个战后遗留问题。用学者吴稼祥的话说,是山姆大叔这个“粗心大意”的“蒙古大夫”在为“亚洲病人”(中国和日本)手术时遗留在其肚子里的一块陈年“纱布”,以至于隔三岔五动辄发炎,闹肚子。大致说来,主要问题在于:在1951年中国缺席的《旧金山和约》上,日本将明明按《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已然放弃领有权,归还中国的钓鱼岛连同冲绳交美国托管;而1972年,美国将冲绳岛返还日本时,又不顾中方反对,连钓鱼岛一并打包还给了日本。因此,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真正解决钓鱼岛争端,“问题医生”美国也脱不了干系。国人多想当然地以为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搁置政策”是邓公小平的智慧,其实是也不是。1972年,中日两国建交谈判时,邓小平尚在江西流放,还没有跟日本政治家一块喝茅台酒的资格。是年9月29日签署的两国建交文书《中日联合声明》中,并没有任何关于钓鱼岛主权问题的表述--双方第一次就该问题达成了“搁置争议”的共识。事实上,钓鱼岛问题让位给了被认为更为紧迫、要害的课题:台湾问题和反霸问题。 1978年,中日两国签署第二个制约中日关系的基本文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次谈判是邓小平主导的。当时,日方预料到六年前被顺延的问题必将被提上日程,成为无法回避的重中之重,也做好了正面攻关的准备。据日方首席谈判代表、时任外务大臣的园田直回忆,他本人是抱定破釜沉舟的“必死”信念到北京来的,做了最坏的准备,甚至连身后事宜都对夫人园田天光光做了交待。但一到北京,园田心中的“死结”便为邓的一席暖话即刻化解,不禁豁然开朗:“……我们认为,谈不拢,避开比较明智。这样的问题摆一下不要紧,摆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便是后来不仅仅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而被推而广之,沿用至东海问题上的所谓“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搁置”原则的政策内核。所以,严格说来,邓并不是“搁置政策”的始作俑者,但却是第一个对该政策的内涵加以系统化的表述,使其清晰化、定型化的人。客观地说,在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搁置”原则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安全阀”作用,理应给与相应的评价。即使在今天,日本政要在一些公开的、国际性场合,也不得不承认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确存在着这样一个约束。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随着中日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角色的转换,两国对该原则的态度和应对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与中国长期以来囿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和国内的特殊情况,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南中国海鞭长莫及的无奈状况相比,日本凭借其近乎本能的海洋意识和强大的海防实力,更借助日美同盟这个强有力的“先天条件”,不断地在钓鱼岛问题上积极出牌。而且,不同于90年代的是,日本已不屑于再玩什么抢滩登岛,建个把灯塔、神社之类的设施以宣示主权的象征性游戏,而日益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