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仁义和谐与诗意和谐[摘要]《碾玉观音》和《米恩夫人》是儒学思想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在文本表现中的两个例证。通过这两部短篇小说的剖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对待和谐的大致相似性,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二者也体现出了儒学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在伦理、反理性主义等方面的差异。后现代主义对于儒学的借鉴固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儒学在后现代语境下如何寻求新的发展也是极具现实和进步意义的。[关键词]儒学后现代主义《碾玉观音》《米恩夫人》和谐观诞生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儒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几经起伏,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天人合一哲学、中庸之道和践履性等等受到兴起于西方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当程度的青睐。后现代主义质疑反对二分法、本质主义、理性主义以及体系化哲学的主张在很多方面都和儒学有着相似之处[1]。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二者在内涵和旨趣上也有较大差异。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地位几经起伏,到了宋代,崇文抑武的政策推动了以朱熹为代表的思想家对儒学的发展。他们在原先儒学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价值进行了重新认识和发展,形成了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并渗透到宋代文学当中。“理”学的哲理思辨精神不仅体现在宋代的诗、文和词等“雅”的文学作品中,也体现在话本、戏曲等“俗”的市井随谈中。这种对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展给后世带来了很多的思考。在西方,二战以来的社会变动和政治格局,使得人们开始审视与质疑那些被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和体系。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开始兴起,渗透到了建筑、摄影、文学等领域,它质疑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倡导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之间内在本质的和谐关系,主张非体系化的“小型叙事”,保持开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还将视线投向东方古老思想的领域,对儒学的思想抱以极大的兴趣,并在他们的理论探讨和小说创作中时常有所体现,让读者看到了东西方思想领域的贯穿与融合。本文尝试以宋代话本小说《碾玉观音》和美国后现代短篇小说《米恩夫人》为例,通过探讨两部作品展现出来的儒学和后现代主义思想,探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东西方和谐观,从个人与社会、家庭、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上尝试儒学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对话。宋朝兴起的话本小说,是随着城市经济发达发展起来的“说话”艺术的书面文学作品。它是在说唱故事者用来记录唱词和故事情节的简略文字底本基础上,经过增饰润色,专供阅读的书面文学作品,也是中国最早的白话小说。这种作品以市民为主要对象,打破了文学为高级知识分子垄断的局面。当时极盛一时的理学影响,话本小说以说理和教训为多,不太涉及时事,而是偏向说经、讲史、传奇、鬼怪等。《碾玉观音》是宋代话本小说的一个典型代表,它描述了出身贫寒、正值豆蔻年华的璩秀秀追求自由爱情,却屡遭郡王迫害至死,只好以魂魄与碾玉匠崔宁再续前缘,直至真相大白后携崔宁一起做了鬼夫妻的故事。《米恩夫人》是美国重要的后现代派作家威廉?加斯的一部元小说佳作。元小说不注重故事情节与线性叙述,而是更多地关注小说创作本身,凸现小说文本的虚构性。《米恩夫人》以“我”这个叙述者的角度,思绪漫过自己家的庭院,窥视着为生活所困的米恩夫人一家。《碾玉观音》的故事处处体现出宋代理学思想的点滴,《米恩夫人》的漫谈也同样可见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特征,二者体现出来的主客体之间的和谐度,虽有重合之处,却也因时代的不同,有着不同的理解角度和深度。王道的树立与逻各斯的解体孔子的儒家正统思想中,有“正名”的理念,即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应当与它们名字的本来含义一致起来[2]。君臣父子,各有责任和义务并需要完成。到了宋代理学,程颐和朱熹的“理”学更是强调了一切事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自由其理[3]。而且,在具体事物存在之前,这些事物的理就已经存在。国家作为一个具体事物,也是有其“理”,顺之则昌,反之则乱。然而,对于“理”的阐释,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宋代封建集权统治,其合理性和永恒性不言自表。“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4],可以说,封建社会秩序的纲常伦理是儒学在政治层面上的体现,有着一种抽象和潜在的和谐。《碾玉观音》中郡王就是封建集权统治的代表,就算是带着家眷游春,也是车轿横行,引来无数寻常百姓翘首观看。郡王有着随心所欲的权力,看上了裱褙铺里的璩家女儿,便一句“明日要这个人入府中来”[5](2),就剥夺了秀秀的自由。父母的一纸献状,郡王给予身价,秀秀从此变成了郡王府的一名绣作养娘(婢女),终日只在郡王府内绣作。崔宁也是侍奉郡王的手艺人,碾得一手好玉,他和秀秀一样,都凭着自己的手艺功夫深得郡王喜爱。一日月台赏月之时,郡王一时兴起,顺口将秀秀许给崔宁。虽然崔宁“痴心”,秀秀“指望”,却因为郡王的一句“待秀秀满日”(3),也就是要等秀秀卖身期满恢复自由身,二人无法立成美满姻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