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 纳粹青年追随者的心理历史渊源彼得· 洛温伯格[编者按] 彼得· 洛温伯格( Peter Loewenberg )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历史系教授, 美国著名心理史学家, 主要研究领域是欧洲近代史, 在心理史学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洛温伯格是《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学报》、《历史学家》和《心理史学评论》等杂志编委会的成员。主要著作有《解开往昔之谜: 心理历史学》等。他不仅是科班出身的历史家, 而且还是一位接受过正规训练的精神分析专家。此文是以精神分析观点解释人类群体历史现象的一篇代表作, 所探讨的问题是德国纳粹之所以能够上台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认为, 希特勒上台是与众多德国青年的支持分不开的, 他称追随希特勒的这个青年人群体为“纳粹青年人群”。这些人童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度过的, 不仅遭受饥饿的困扰, 而且由于父母去打仗和做工而缺乏父爱和母爱。根据弗洛伊德学说, 缺乏父爱母爱的儿童会产生焦虑、自卑, 耽于幻想, 缺少安全感和对挫折的耐受力, 儿童生来就有的破坏性也随之加剧并导致易于倾向暴力。这些就是童年的创伤给“纳粹青年人群”形成的“固结点”。当他们渐渐成年步入社会时,又遭到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的打击, 新的创伤使他们的心态“回归”到早期阶段即童年时形成的固结点。于是他们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幻想已久的可敬畏的父亲般庇护者的形象, 在纳粹组织中得到了安全感,在法西斯的行动中找到了滥施暴力的机会,他们因而成为支持希特勒上台的重要力量。此文最大的特点是采取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作者除了依据扎实的历史资料, 以精神分析学说为主要的理论武器之外, 还应用了人口学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概念, 利用了文学方面的材料。如文中所用“人群”这个概念就完全是人口学的, 而通过公认的文学作品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人们( 尤其是儿童) 的心态, 则是对文学成果的借鉴。这种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是西方心理史学( 尤其是研究人类群体历史现象的心理史学) 的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也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趋势。此文选自《解开往昔之谜: 心理历史学》一书, 将其译成中文及在本刊发表都征得原文版权所有者洛温伯格教授的许可,我们对他的支持特致谢意。人们常常认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在中欧的灾难后果与民族社会主义的崛起之间存在着历史联系; 人们常常断定, 从西线堑壕战的残酷性以及战败和革命所引起的痛苦, 到纳粹党人1930年以后一系列惊人的选举胜利之间, 存在着因果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似乎是历史上不言自明的。从1914 — 1920年时期, 到1929 — 1935年民族社会主义的崛起和胜利, 这前后两个时期之间的关系是属于特殊的一代人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幼童和青少年所经历的战争和战后遭遇明显地决定了民族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成功。 192 9年之后, 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和参加冲锋队及其他准军事性纳粹组织( 诸如“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联盟”)的新一代成年人就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社会化了的儿童。本文拟考察这一代人在其性格形成的决定性时期的遭遇(尤其是童年早期的遭遇) ,并研究他们在童年时期、性心理的形成和政治社会化方面的共同经历: 这些经历导致了他们成年时期性格上所具有的相似的固结( fixation )和畸变。制约着这一代人的特殊因素有:父母长期离家在外; 父亲战败归来; 极度的饥饿和贫困; 国家的战败。这些因素意味着失去了堪孚众望的政治权威,而且没有留下什么可以与之认同的实在的代替者。大多数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兴起的解释都强调德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这些解释指出,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军事和经济诸因素都很重要, 一个也不应忽视。研究纳粹主义的历史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应该通晓这些解释。为了理解极权主义的发展, 对政治领导的研究无疑也是重要的;历史学者应加强这种研究,把它作为理解极权主义的一种方式。[① a] 然而, 本文将要研究的不是领导者, 而是其追随者; 不是具有魅力的领袖人物, 而是赋 2 予这一领袖人物以特殊超人品质的群众。本文将运用精神分析观点来研究德国历史上的民族社会主义这一问题, 以期考察历史上的变化问题, 而不是什么连续性问题; 以期研究社会集团, 而不是什么个传记; 以期对顺应历史、政治和社会经济背景的自我心理形成过程进行探索,而不是对人人共有的生物本能驱力进行阐述。 1928 — 1933年期间,德国纳粹党(NSDAP —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政治上迅速崛起, 其特征是青年人给纳粹党以特别强大的支持。鉴于这一代人的童年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剥夺, 解释这种特征就应该采取精神分析的方法, 即要重视婴幼期和童年时期的成长及其对成年时期行为的影响。我要以这种方法提出一种新的解释; 这种解释只是史学上其他解释的补充,而不是要取代其他……没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