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缩小差距更要靠“道法自然”张彦当前在社会经济领域,为公众所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财富分配的问题,邓小平临终前还念念不忘中国“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O如果说过去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曾长期为羞于言利的财富观所左右,视“赚钱”为不义,是改革开放一举改变了这一局面,人民群众被压抑的利益需求得以释放并走上致富之路,中国也逐渐富裕起来,那么30多年下来,现在我们却要面对问题的另一面:如何防止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例如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加之我国的基尼系数还有向上攀升之势,所以如何调整好分配格局、理顺分配关系的确是当前一个刻不容缓要解决的大问题。改革开放伊始,经济界拨乱反正,最初是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开始的。针对“不患寡而患不均”,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同时他也明确目的是使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换句话说,打破平均主义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竞争、效率和活力(更正确地讲为了通过遵循和运用经济规律)而使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获得解放。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才会实现。如此一来,对于中国社会转型30多年来出现的分配失衡之格局,我们是不能等闲视之、掉以轻心的,因为偏离了共同富裕就会动摇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但是,对于业2存在的社会差距,如果我们只在现象学层次上反复就统计数字谈感觉或发议论,然后解决的全部希望系于政府,而且寄希望于政府快刀斩乱麻,如此在思路上不仅有倒退之嫌,而且在实践上也证明是不能有效解决问题的。应该指出,现在的财富分配研究,相对于讲问题,讲“道法”的文章的确是少了。现在大多数文章都着墨于“以数字来说话”,然后就是强调问题的严重性,至于解决之道无非就是把职责交代给政府,再就是政府当如何作为“一、二、三、四、五”说上几条。我认为,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解析固然重要,但建构更重要,而且建构比解析要难得多。解析可以就数字谈数字,可以只谈应然而不管实然,甚至可以高谈阔论。建构则不同,建构必须斟酌,必须小心求证,必须经得起推敲,必须讲究实然和可操作性。但后者才是政府和公众对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真正所期望的,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职责所在。具体就理顺分配关系、防止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而言,我们以后的研究重点应该从现象学层次转I何“道法”层次,而且仔细琢磨的一定是“自然道法”。使用“自然道法”这个概念,在这里是要区别于那种在我们有的同志头脑中仍根深蒂固存在的传统思维定势:问题一有就是政府解决(对策即政府,政府就是解决之道)。在他们看来,问题发生是因为政府不重视,而只要政府重视了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因此学者的任务就是谈问题重要性以期引起政府重视。这种以政府全能为预设前提的思路,不是“白然道法”0所谓“自然道法”,是指要靠机制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在财富分配领域要变失衡为社会整合,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等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社会经济系统本身要有一种自行理顺分配关系的能力。于此,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就是最好例证。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所提出的民富国家强的宏伟目标其实和今天并无两样,但为什么我们为之努力而中国却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这不是缺少政府作为,而是缺少使用“自然道法”。后来是市场经济使中国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