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20135000徐雪婷首先,与以往的诗学研究不同,叶维廉的《中国诗学》多采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来阐述如何正确的研究中国诗歌。特别就是受到西方文明冲击以来,对中国诗学乃至中国文学造成的莫大影响,对固有的、优良的诗学传统的摒弃,以及西方式的研究解构中国古诗美感等现象,作了详细说明。并在找寻原因的同时,提出了更为理想的“感受”中国诗歌的方法。本书分为三大部分,就纵向来说,按照先古代后现代的顺序,讲中国古典诗歌;就横向来说,叶维廉连接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学,并多角度的分析在文学形态、理念不同背景下,中国诗歌最独特的地方,而我也将阅读的重点放在了诗歌的前两章,着重探究中国古典诗歌的相关理念与美学观念。本人的读书笔记会按照《中国诗学》的目录写作,基本以以章节概括、重点阐释与所感所悟三部分组成,有时也会有拉通某一知识点单独作为笔记进行整理。中国文学批评方法概括本节就是全书开篇,反映了叶维廉基本的研究方法——比较(中西方)。中国文学批评方法与西方相去甚远,其根本就是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导致在文学形式上的不同,进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批评方法,并阐述了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的利弊。还需要明白的一点就是,叶维廉并未对西方文学批评方法持否定态度,而就是指出中国诗歌的研究刚应该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感想从流传下来的文献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古典文学实际上就是从中国古典诗学中孕育而生的,并且一直保有诗歌深深的烙印。诗歌重意象,在中国的古诗中甚至可以瞧到许多意象的“堆砌”,可就是展现在人们眼前的却就是一个完整的空间,完整的事件。诗歌重悟,往往有意犹未尽之感,读到起兴之处,却又戛然而止;混沌之中,某一句却又醍醐灌顶,酣畅淋漓。诗歌用有限的字词包含了无限的意义,对一首诗歌的理解往往也不能够全尽。以上主要就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对此感性的中国人创造了丰富的诗歌,西方文化的主流就是追求理性,这点早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期就有了显著特征,追求真理,客观而正确的认识世界与自己,演绎与推理占据了她们文学(广义)的大部分。文学批评对象的差异性势必造成两者研究手段的不同。比较好理解的就是西方的研究方法就是通过一系列既定的程序展开的,包括法则、始、叙、证、辩、结,环环相扣,也印证了西方人对逻辑、演绎的重视。而中国的批评方法更像一种“主观的感受”。首先,由于诗歌重视意象描写与意境的营造,要求一种代入感,这就是读者与作者的紧密相连,也就是与“当时”的血肉联系,所以读者与批评家不能站在文本之外,企图客观地品评一篇作品,这正与西方理性相反。其次,中国诗歌语义多重化、语法不规整化造成诗义的多元,或者更为直白地讲,诗歌义无穷。中国批评追求“言简义繁”,西方追求“言繁义简”,为了论证某一现象与观点,往往举出一堆例子,证明其合法、合理性。中国品评诗歌的著作——诗话,更注重点到为止,既不会像“泡面”一般解释某一句话,也不会运用大量例证去求证什么,只再次与诗人一样营造一种相似或相异的意境,进入其中。比如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与“杜宇声声不忍闻,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同一黄昏也,而一为欢憨,一为愁惨,其境绝异;“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与“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同一桃花也,而一为清净,一为爱恋,其境绝异;“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与“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同一江也,同一舟也,而一为雄壮,一为冷落,其境绝异。叶维廉先生之所以要将中国文学评论方法与西方做一比较,更重要的就是与五四以来过分追求在理性、逻辑上对中国文化批评给予有力反击。中国文化根基决定了中国特有的文学批评方法。当然叶维廉先生也不全然支持中国文化批评方法,因为其太过于强调一种“悟”的东西,其不确定性往往更大,受众面也会相对窄。就这一点,我的瞧法不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诗人的属性决定了她们写的东西不具有普适性,一个人对诗作的理解又与个人的知识水平与经历有密切关系,所以主观性较大,所以诗作的品评也更具有一种私密性、独特性。想来诗人写出诗,也并不期待所有人明白她的心境。“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并不强求。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及其相关(一)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概括这一节主要讲了诗人创作诗歌所要传达的东西与读者接受到的、理解到的意义之间的联系。依照中国语言语法的特点与传统诗学的特点两方面来探讨。就形式而言,文言的呈现方式上,不能进行语法上的解读,也不能简单地用白话理解诗歌;就内容而言,一就是诗歌最重要的就是它独特的意象与意境,而不就是它的主题;一就是诗歌意象的包容性,要求读者进入诗歌,感官活动进入诗歌。感想叶维廉所谓传释活动,指的就是文言文用字、用词与语法所构成的传意特色,然后进而观察一般中国古典诗里,作者与读者应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