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 浅谈中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之所以能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四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邓小平曾经说过: “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 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二是上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新科技革命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世界经济迅猛发展提供的机遇和挑战。邓小平敏锐地发现“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 使得我们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了。因此,他明确提出“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提了出来。三是上世纪 80 年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进入 80 年代中叶, 邓小平注意到“美苏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因此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他把东西方之间出现的和平态势和南北方之间面临的发展问题,作为“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的两大问题提了出来,领导党实现了对外政策的战略转变,为的国际环境。四是亚洲“四小龙”崛起及其对我们的压力。新加坡、韩国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增长。邓小平以非常鲜明的语言道出了这种压力的严重性:“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所以他常常提醒我们: “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 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 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还提出: “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由此可见,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发展规律使然; 同时也是因为我们有了过去的经验教训, 特别是 10年“文革”的教训;还有一点,即我们从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动中认识到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经济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顺应历史发展新形势,抓住时代发展新机遇,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着力推进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2 和平发展,强调“五个统筹”,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重大问题进行的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和取得的丰硕理论成果,深化和丰富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为马克思主义宝库添加了新财富。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是党最可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 是全国各族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