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摘要劳动力从规模收益递减的农业部门流向具有收益递增性质的工业部门是各发达国家发展初期的普遍现象。理论与实践都已证明,要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必须实现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大量转移。东北三省的农业具有人均耕地数量较多、作物一年一熟等区域特征,而且也是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和粮食产区,其农业劳动力转移关系到东北地区的工业发展和全国的粮食安全。因此,本文从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运用规范分析方法介绍和评价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阐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界定问题,继而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论述和分析了东北三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制约因素。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实现东北三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政策性建议。除引言和结论外,论文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理论回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理论有很多,本文为了分析的需要主要介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三大理论流派,郎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的农业劳动力流动理论和思想。古典主义劳动力流动思想强调工业对经济发展和对农村劳动力在收入差距上的吸引作用,但忽视农业自身的发展;新古典主义在继承古典主义上述思想的同时更加注重农业自身的发展;而本文对马克思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思想的介绍更注重其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的思想。第二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界定与测定对东北三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准确合理界定必须以科学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界定理论为前提,因此,在这一都分我们简要回顾了经济学历史上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界定的争论,提出农村劳动力剩余本质上是农业劳动时间剩余的看法,从而为采用劳动时间测定东北三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并结合已有的改进劳动时间测定法。。第三部分:东北三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状况与制约因素分析东北三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问题既有全国性共性问题,也有本区域内的共性问题,同时也存在着省际差异问题。但共性的问题不是本文的主旨所在,所以在介绍东北三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状况中本文着重在共性条件下说明了四点东北三省的省际差异状况。其一,数量结构不同。即在人均收入较高的辽宁省,其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数较多,而人均收入较少的黑龙江省同一额度较少,吉林省居中。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再次验证了配第——克拉克定理。其二,转移速度不同。在这一点上,辽宁省转移速度最慢,而黑、吉两省较快。其三,转移范围不同。这里的“范围”是按照省内与省际划分的。其中,辽宁省的转移范围最小,有九成的转移劳动力在省内非农产业就业,而黑、吉两省跨省转移相对较多。但从全国范围看,东北三省的省际转移比例仍然很低。其四,专业化程度不同。即辽宁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专业化程度最高, 吉林省则是兼业化程度最强,黑龙江省居中。制约东北三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东北三省的城市经济与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制约了东北三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第二,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后顾之忧”。第三,组织化程度低使农民处于信息不对称和谈判的劣势地位。第四,已经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增加了潜在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心理成本并减少其实际收入预期,从而阻碍转移进程。第五,东北三省农业技术落后隐蔽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降低了其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激励。第四部分:实现东北三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政策性建议为实现东北三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我们提出以“就地转移”为主,向城市转移为辅的建议,即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条件下,大力营造其在乡村范围内转移的环境。由于农村劳动力对转移模式的选择具有主动权,政府不能横加干涉,因此,为实现这种模式政府只能依靠政策引导,通过优化东北乡村的转移环境吸纳本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首先,一方面,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就必须创造出大量的非农就业岗位。而服务型中小企业具有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因此,在深化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必须注重中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实现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也要求乡镇企业的再次崛起;其次,消除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制度因素。完善农地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及进城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制度;再次,提高东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水平;最后,在保障粮食产量不减少的情况下转移农村劳动力就必须发挥技术的替代作用。在东北各省的农业生物技术和机械技术的使用都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