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风暴眼”中的“看守所难题”2010年5月,公安部决定开放全国150个看守所接受监督,与此同时网络上流行的看守所离奇死亡法也翻新了花样。自“躲猫猫”事发后,庙堂江湖均言,看守所不改不行了!将侦查与羁押分离的看守所改革方向重被提起,将看守所从公安手中交给司法行政的呼声再度汹涌。但没想到接踵而至的却是:洗脸死、喝水死、粉刺死……为什么被炮轰多年,看守所非正常死亡仍是中国难题?为什么公安部门死死不放看守所管理大权?司法行政部门到底愿不愿意接管这个“烫手山芋”?检察院的驻所监督是不是已成聋子的耳朵?记者通过个案调查,探访看守所实地,采访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原局长、最高检监所检察厅原厅长、司法部官员及看守所从业者,试图解密和探究看守所的隐秘之陋与改革之难。超期羁押和刑讯逼供是最严重问题上海一家部级文明看守所,没有任何手续抓进来的一个小伙子,当天就被打死。时隔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厅原厅长陈振东回忆起来依然觉得痛心。看守所对前往调查的陈振东解释说,这是在押人员互殴导致。陈反复调查发现打人者正是公安自己,“很惨啊,把脑袋压在便池里让水冲。”陈当时要求媒体曝光,结果遭遇领导说情。从轻处理,“一个判了五六年,一个兔于刑责,连简报都没让发。”在陈的坚持下,这个看守所最终唯一的代价就是被摘掉了“一级文明”的牌子。作为承担监督看守所职责的最高长官,陈说,我能做的就是这么多了。在2000年1月至2003年4月,陈在任职期间,对看守所问题进行了集中调查,发现超期羁押和刑讯逼供是最严重的问题。据他介绍,2003年统计的数据。全国有11万人超期羁押,最长的28年,十几年的很多o这些地方政法委和公安局的领导都换了好几任了,解决起来非常困难。而刑讯逼供则是更大的一个痼疾,大量存在却不为公众所知。“基本上都内部消化了。打死的,斗死的,有病不治死的,找个理由说是自杀,象征性地给家属补助一点。”直到2009年“躲猫猫”事件后,看守所的非正常死亡才大规模地见诸媒体。做梦死、喝水死、上厕所死、洗脸死。“我听着都可笑,因为根本不可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安部前监所管理局局长这样告诉记者。作为此前最直接的管理者,看守所的新闻总是让已经退下来的两位官员高度关注。他们不约而同地承认。看守所的问题太多了。这位前局长向记者分析了看守所非正常死亡的各种情况。'‘最多的还是人为的殴打。”一是在刑侦阶段的刑讯逼供。警察打了人。刚开始问题不大,关进去了,没有及时处理,因感染而亡。二是在看守所搞破案,急功近利,互相攀比,不惜动粗。三是将管理权交给在押人员“拐棍”。“拐棍”权力大得很,像杀人犯,手特别毒,将权力给他,就可能打死人。作为看守所的管理者,上述局长就坦承,他在任的5年,“感觉一点都不潇洒”。因为看守所管理并不是一个受待见的警种,警力上的投人一直较少,民警的待遇也不高。据公安部的统计,看守所警力的投入比为100:8,而监狱系统达到了100:18o实际上,看守所承担着高度的监管责任。逃跑、自残、自杀、殴打,都是令看守所深为恐惧的监管安全事件。前监管局局长说,其中。非正常死亡是最严重最可怕的,是看守所的一等大事。一个人进了看守所,面临着较差的物质条件和高度的精神压力,轻微的伤病如果得不到救治都可能死亡。对此,看守所不敢掉以轻心。对一个管着几十号人的管教民警而言,每一起事故的发生,都可能意味着脱掉他身上的警服甚至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