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正常”与“非正常死亡”
本文摘自《开放时代》2014年1月刊作者:王绍光
作者简介:王绍光,1954年生于武汉。学者、教授,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论坛理事,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重庆大学兼职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
今天上午听发言时,我感觉有一个几乎没有言明的假设,即统计与政治的主要问题是数据的质量。大家关心的是数据质量好不好,数据存不存在虚假,但实际上,统计与政治的关系存在于使用数据的每个阶段。
首先是数据本身,数据的真假、好坏。
二是关于数据的描述性分析。我待会要讲的就是描述性分析,哪怕数据全部真实,政治对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可以影响很大。
三是使用数据做因果分析,那里面的政治影响就更是不得了。
凡是做过因果分析的人都知道,如果最初做出的统计结果不符合自己预期,就会用别的方式再试一下,一直试到满意为止。前两天有一个人到我系里来工作面试,他做因子分析太漂亮了,太完美了,这其中就隐含着问题,很可能是通过反复调试才达到这种完美的效果。
除了因果分析,还有预测性分析,用现有统计数据做未来的预测,里面的问题也非常多。实际上统计与政治的关系存在于跟数字相关的每个阶段,而不仅仅在于某一个阶段。
上面是题外话,今天我讲的主题是“‘正常’与‘非正常死亡’——从历史和比较视角看‘大饥荒’”。
我今天不讨论数据的质量问题,也不估算死亡人数,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更何况做估算的大有人在。我要讨论的是如何从历史与比较的视角看中国的“大饥荒”。
我所使用的是中国与国际组织的数据,并假设它们是可靠的。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些数据都是可靠的,只是不在这里纠缠数据的质量问题罢了。有些被广泛使用的数据其实问题很大,孙经先老师会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有一本新书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香港大学冯客写的《毛泽东的大饥荒》,有中文版,有英文版。两个版本的封面都带有饥民的照片,很悲惨,让人心酸。
这种封面可以让不明就里的人误以为这些照片真实反映了“大跃进”以后中国的情况,但是这两个封面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在使用“证据”方面极不负责的态度。
其实,这两张照片与所谓“大饥荒”毫无关系,它们不是拍摄于“大跃进”之后,而是拍摄于1946年5月,画面中是湖南醴陵的饥民。
熟悉中国灾荒史的人都知道,1946年中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灾荒,但还是出现了这么多饥民。拿解放前的饥民作为解放后所谓“大饥荒”的证据,这一方面是误导读者,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做暗示一种比较,即解放前后的比较。
冯客书中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正确。他说:“人口学家会区分‘自然’与‘非自然’死亡,为的是估算大概有多少人本不会死,却因为饥荒而丧命。”他接着说:“为了估算有多少‘额外’死亡,就必须设定一个平均死亡率。那么什么是比较合理的平均死亡率呢?”
这是一个相当好的问题,但对它的回答恐怕并不简单。凡是讲统计与政治关系的书都会讲到使用平均值的问题。有一本有趣的书,题为《怎么用统计来说谎》(HowtoLiewithStatistics)。大家知道马克
·吐温有一句著名的话:“世界上有三种谎言:一种是谎言,一种是可耻的谎言,第三种叫统计。”这本书就是揭露有些人怎么用统计说谎。该书第二章专门讲平均值的问题,标题为“精心选择的平均值”。作者说:“因为平均值的含义非常宽泛,它时常被人用作影响公众看法的小把戏。”作者还说:“因为平均值对复杂的现象做出过于简单的描述,它往往比无用更糟糕。”
2007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狐假虎威》(TheTigerThatIsn’t)。这个书名的意思是,摆弄数字看起来很不得了,其实往往不过是借数字来唬人而已。这本书的第五章也专谈平均值,标题是“平均值:白色的彩虹”。这是什么意思呢?本来彩虹由七色组成:红、橙、黄、绿、靛、蓝、紫,很多彩多姿,但如果你把彩虹弄出个平均值来,各种颜色一平均就是一片白了,黯然失色。这也就是说,如果用平均数来分析彩虹,彩虹就不再是彩虹了,毫无意义了。作者说,玩弄平均值有两种手法,一是把生活中的起起伏伏全部抹掉,使它变得平淡无奇;二是把平均值当做“典型”、当做“正常”、当做“合理”。冯客说要找到一种“合理”的平均值,而这本书的作者告诫我们,要避免把平均值当做
“合理”、当做“正常”。
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解放后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从1949年的20‰猛降至1957年的11‰,但在1960年又猛升至25‰。饥荒过后不久,死亡率就跌至10‰以下了。短期内,变化如此剧烈,应该怎么计算“正常”的平均死亡率呢?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上面提到计算“正常”平均值的思路。从历史比较的视角看,应与过去比,如与“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