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财政支出理论的历史考察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理论发展都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的财政支出政策理论,首先需要对中外历史上前人业已形成的支出理论和支出思想进行考察分析。这方面的内容博大精深,本文只能择其要者,作一简要的历史考察和分析。
一、中国历史上财政支出思想的简要回顾
我国在夏、商、周奴隶制社会,就产生了财政支出思想。如西周时期,产生了“以九式均节财用”的支出思想,规定用九种用途来节制财政支出。九式主要是:邦中之赋,供宴请宾客之费;四郊之赋,供饲养牛马与家畜之费;邦甸之赋,供工需制作物品之费;家削之赋,供分赐诸侯百官的物品之费;邦县之赋,供赠劳宾客的礼物之费;关市之赋,供国王及家庭吃穿之费;山泽之赋,供丧礼与救荒之费;币余之赋,供国王需要的玩物珍品之费。目的是做到收支对口,专款专用,限制财政支出无限膨胀,避免王室过度浪费,保证收支平衡,财政有余。
春科战国时期,主张节用成为主要的财政支出思想。孔子提出“节用以爱人”,后人司马迁解释孔子的“节用”为“政在节财”,即节省财政开支,减轻农民的赋税徭役。墨子在财政支出上主张“去其无用之费”,反对君主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奢侈浪费。提出:“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由此总结出“节俭则昌,淫佚则亡”的经验教训。墨子判断财政支出的合理与否,是以“利民”为标准的,对人们有利的“有用之费”主张一定要支出,不利的“无用之费”坚决去掉。如必要的军费、交通费、建筑费等,是绝对不能省的,因为“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廓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墨子的节用思想并不是单纯的节省开支,而是为了加强储蓄,备战备荒,发展和扩大生产。战国时期的荀子进一步发展了春秋时期“节用”的思想,提出了“强本节用”的财政支出理论,这与孟子清心寡欲的节用观相比更具有积极的意义。他认为“强本而节用,则天下不能贫……本荒而用奢,则天不能使之富”。由于旬子的“节流”思想是建立在“强本”基础之上的,所以他强调节流不应该减少农业开支,而在于精兵简政,裁减冗官冗员。他说:“士大夫众而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而国贫,下贫而上贫,下富则上富。
”在财政支出上,荀子十分强调收入平衡,国有余藏的原则。但是,荀子不反对统治阶级的各项开支,主张根据“礼”的规定来满足其要求,即“节用以礼”。这反映了荀子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财政支出思想的特色。战国晚期的管仲对以前的财政支出思想加以总结和发展,提出了“用之有止”的支出理论。即:“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大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所谓“用之有止”,就是用财有度,财政支用要有一定的限额。管仲认为“度”是财政支出的关键所在:“审度量,节衣食,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由此出发,管仲反对奢侈浪费,主张节用应该从宫庭开支入手。他指出统治阶级营造宫殿要有“度”,制轩冕以分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以守其服不求其观,建宫殿以避寒暑不求其大。与此相反,对于有利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必要开支,管子认为一定要满足,“用财不可以啬”。在这一类开支上“用财啬则费”,因为“用财啬则不当人心,不当人心则怨起,用财而生怨,故曰费。”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财政支出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两汉时期,财政支出思想主要表现在压低财政支出方面。如西汉的贡禹指出节约财政开支的重点在于减少宫廷消费,他说方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也,但“其余尽可减损”,其中包括皇室的生活费用、人员数量、宫廷奴婢等等。东汉王充针对当时厚葬造成的财政浪费现象,提出了“薄葬节用”的观点,他说:“论死不悉,则奢礼不绝,不绝则丧物索用。用索物丧,民贫耗之至,危亡之道也。”荀悦不仅把奢侈看作财政支出问题,而且提高到了国家政治的高度来认识。他把奢侈视为危及政治的“四患”之一,“四患不除则政未用行矣”。西晋的傅玄提出节用反奢的思想,并把节制封建君主的欲望作为节省国家财政开支的最根本的途径。同时,还提出减汰冗官,使其改业入农,以减少国家的财政开支。唐代白居易特别主张节用,而且他的节用思想包括的范围很宽。其中主要是反对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认为在宫室、车马、仆御、器服、饮食、宾婚、祠葬等方面都应该“节之以数,用之以伦”,否则必“伤财力”。而且“上行则下效”,使“天下贪冒之吏将肆心”,“聚敛之臣将置力”,“此又为害十倍于前也”。
宋代王安石的财政支出思想与以上有所不同,他不是单纯地、孤立地看待支出,而是把支出和收和紧密地联系起来,重视二者之间的关系,强调二者之间的平衡。他认为国家财政的充裕,关键在于开源,收入不增加再节省也无济于事。但同时又认为开源只是保证国家财政充裕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截流,减少开支,无节制的开支,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