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文/翟春阳来源青年时报周立波不过就是一个“艺人” 11月29日, 《南都周刊》总编陈朝华在其微博上发布了如下一段文字: “去年《南都周刊》年终特刊‘2009 城市年度人物’专题,把周立波作为上海城市精神的代表人物大加褒扬报道,作为主编,对此判断失误,我要向上海市民道歉,向《南都周刊》的读者道歉。” 然而陈总编可能并没真正认识到, 《南都周刊》当初错在了哪里。如果不是周立波一连串的网上失言, 《南都周刊》恐怕依然会不改初衷。 一般认为,是周立波自胶州路大火以来的一系列网上言论,让其暴露出了本来面目,也才导致了《南都周刊》总编的痛心疾首、悔不当初。其实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即使这后来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南都周刊》把周立波作为上海精神的化身,依然是“失误”的。 A 周立波不是“为政治而艺术”的 周立波不过是一个艺人。这是他与韩寒的本质区别。当然“韩寒不过是一个赛车手”这样的说法同样成立,但韩寒被视为“公共知识分子”,显然不是因为他在赛车场上如何如何,而在于他对公共事务的发言及其影响。韩寒在赛车场上如何如何,与周立波在舞台上如何如何本质上并无不同,不同的只是形式,一个开车,一个念“台词”。此前人们把周立波视为上海精神的化身,所依据的就是周立波的“台词”。台湾演员金超群所主演的《包青天》深入人心,如果因此就把金超群视为“青天”的化身,荒唐不荒唐? 不能不说,人们将周立波引为同志,某种程度上缘于一种“同仇敌忾”的情绪, “周立波拒绝上春晚”契合了公共知识界对央视春晚长期以来的批判。而周立波的节目,其对市井百态的关注、对权贵的嘲讽,也确实与央视面目判然有别。但若说周立波的节目多么针砭时弊、多么关注公共事务, 也未见得,周立波的节目之受人欢迎,最主要的还是他的娱乐功能,而其有关公共事务的部分,一般都是拾舆论之牙慧,不深刻更谈不上“不畏权贵”。周立波确实是个聪明人,他与姜昆等过气明星的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善于从网上获取素材,善于将网络语言、网络段子融入到自己的节目中,这些语言因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使其节目分外鲜活、分外受到追捧。周立波首先是一个艺人,而且没有“其次”,他也只是一个艺人。他的节目是“为艺术而艺术”或者“为金钱而艺术”,而不是“为政治而艺术”、“为公共批判而艺术”。周立波作为一个艺人,与周杰伦作为一个艺人, 并无不同。可以设想,如果周杰伦歌词里有一两句抨击时弊的内容,就从此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了吗? B 周立波不是民意的渠道 许多评论提到了古时的艺人如何如何,如不畏权贵、勇于讽谏、有民族气节,等等,拿来与周立波做鲜明的对比。其实趋炎附势乃是人之常情,尤其从事演艺者更是身不由己,因为若论最大的“衣食父母”, 还是非权贵、富人莫属, 而早先的街头说唱不过是跻身权贵之家的必经之路。那些古书上记载的具有“风骨”的艺人毕竟是少数,而且其中不排除有“小说”的成分。当然不是说艺人就可以趋炎附势。但要艺人在皇帝面前做一个诤臣(?) ,在其节目中伸张正义,也显然不是艺人可以承受之重,因为这些本非他们的角色。若有谁这样做了,当然值得敬佩; 但若他们不愿这么做,也无可厚非,不过是谨守本分而已。再者说参与公共事务,一般情况下并非艺人所长,所以要明星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队伍中退出的呼声,近年来可谓此起彼伏。也许是周立波节目中的一些内容契合了大众的愤愤不平,让周立波不小心被视为了“上海精神”。这让笔者联想到相声的没落,人们谈起相声的没落, 总是归咎于相声失去了“讽刺”,而所谓“讽刺”,则无外乎对腐败的“讽刺”、对社会诸多不合理现实的“讽刺”, 而作为反证的,则是周立波的“脱口秀”。其实要求文艺发挥反腐的功能、反映民意的功能,同样是文艺难以承受之重。人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不是一直颇有微词吗?要求相声与脱口秀成为民意的传声筒,与“文艺为政治服务”并无二致。相声与脱口秀,最本质的属性,还是“文艺”;作为文艺,相声与戏曲、音乐、绘画等,本质是一致的,奈何独独强求相声承担反腐、传达民意的责任? (多角度阐述!!) 至于相声何以没落,窃以为与有无“讽刺”并无多少关系,主要还是在文化多元、传播技术日益便捷,文艺消费品纷至沓来、目不暇给的今天,相声的受众相形减少从而显得“没落”起来,乃是必然的结果。还可以换一个角度观察周立波的曾经受欢迎与当前的被抛弃——受欢迎是他的一些节目可以让大众一抒不平、抑郁之气;被抛弃则是最后发现他与我们大众并非一伙的。而之所以如此,乃是当前社会还缺少足够多、足够宽广、足够通畅的民意传达与宣泄渠道,或者说真正负有为民请命之责的媒体、学者,等等,没有完全履行责任。于是周立波的出现才让人喜出望外,而当其视网民如“粪”,大众又分外失落——这样的心理,与人们对央视春晚的批评与期待,何其相似乃尔。 C 周立波可比台湾郑弘仪 有人或许会说,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