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文学研讨会论文与摘要汇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大学文学研究中心主办2002年11月28-29日说明:根据作者的个人意愿,部分论文全文不在此刊载,只保留论文摘要。论文与摘要按作者的拼音字母进行排序。对谈·被撕裂的痛苦·异国形象——从《梅红樱粉》谈起蔡春华(师大学文学院350007)容提要:本文从《梅红樱粉》入手,主要探讨了中日现代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第一,对“友邻型文化关系”对谈的涵和意义的理解;第二,研究一部分从小就接受汉文化熏染的作家,在文化断裂期与汉文化关系这一课题对中日现代比较文学的意义;第三,研究日本作家、学者笔下的“中国”这一异国形象的意义。论文在阐释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同时,也肯定了《梅红樱粉》对此做出的努力。中国比较文学学科自建立伊始迄今,从中日作家作品、理论思潮、翻译译介等视角进行的或者影响或者平行的比较研究可谓为数不少。仅就中日现代比较文学研究而言,王向远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附录一”里,曾将1980—1998年将近二十年间、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相关论著、论文罗列了出来。1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虽然1999年至2002年的研究论著和论文尚未见这样详细的文献清单,但为数绝对不少。出现这种研究盛况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除了因学科的建立而触发新的学术研究生长点等因素外,中日两国在地域、文化源流、文学品质等方面存在的历史文化交流远因,与喧嚣日上的全球化新潮流新动态则是主要的原因。比之中西文学文化比较,中日两国还横亘着一段让中国人永远无法释怀的历史恩怨,这一道抹不去的硬伤加之以不断上演的“参拜靖国神社”,都在有形或无形地给中日文学文化比较增添言外之音。尽管学术研究中理性精神无可置疑地不可或缺,但这样的论述好象多少还是带着一定的民族情感与取向。由此它也揭示了在中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真正意义上的、尽可能接近客观的学术研究有多么困难。更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困难是双向的,不仅中国研究者要面对,日本研究者也不可回避。一关于“友邻型文化关系”的对谈王晓平先生的新著《梅红樱粉》的开篇是他与现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川本皓嗣先生的对谈《对谈:“友邻型文化关系”还有多远?》,该文曾刊载于学术期刊《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第2期。王晓平先生说:“这种以朋友的态度来对待对方文化的关系,我们姑且把它叫做‘友邻型文化关系’吧。”2王晓平:《梅红樱粉》,第1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与“友邻型”相对应的日文原文是“善隣型”,“友”与“善”在汉语体系里为同义构词,为友称之曰善,善者可为友也。这样的提法也可谓是处理现今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圈的文化关系的一般原则,其核心思想则指向非二元对立式的崇拜与蔑视、先进与落后的真正的平等文化关系。而在中日文学比较这一畴,这样的提法还包括地理意义上的地域关系、古代文化传承、近现代对这一传承的倒戈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影响等特殊含义。从而也就自然地带有意味深长的历史余波。或许这与王先生在对谈时的本意并不全然符合,而仅仅是作为读者的我对此的一种理解。对谈中有两个问题很值得当今比较文学研究者关注。第一是关于弱势文化如何与强势文化共处的问题。川本先生对此的理解代表了思想文化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共识:“近代化不是什么先进文明、落后文明的问题,在哪儿都是一样的。是受到物质、产业强大的西方文明的袭击,其他地域的文化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不丢下自己的文明,怎样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异质文明对处的问题。”3《梅红樱粉》第10—11页。伊藤虎丸先生也在他的论著《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中指出,要克服所谓“先进国——后近国”图式的一元化思考方式。见该著“序言”,李冬木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这种认识的价值在于它颠覆了以物质文明的发展来定位文学质量文化品格的评定准则。尤其是在人们称之为霸权文化的西方强势文化依然不减其威力的今天,这样的提法在科学认识文明本质意义的前提下,为弱势文化的大胆参与和抗争提供了理论的支撑。第二是关于中日文学与文化的交流问题。本文开篇便指出了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盛况,而且这还不包括研究成果已汗牛充栋的中日古典文学研究,和二十世纪初就生发直至抗战才熄灭的向日本取经时期的研究。但有意思的是,川本先生在对谈中还是认为“中日两国还没有很好地互相理解”。4《梅红樱粉》第15页。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当然川本先生也指出了一些大家都比较认同的原因。诸如以明治维新为限界,维新之前是日本对中国的单方面热情输入,维新之后则发生了大逆转,两国开战之后直到恢复邦交期间则偃旗息鼓。当代两国重新对彼此的文学感兴趣则与全球性社会生活状况的日益接近因此共同的感受也日益增多,互联网等信息高速公路的发达,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加强渗透,与弱势文化有意或无意的对强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