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证据立法的模式选择.docx

文档介绍：我国民事证据立法的模式选择
中国的证据立法是一个已经启动而必须圆满完成的法制建设工程， 但问题是，我
国的证据立法模式应当如何择定？是走大陆法的抽象理性之路， 还是走英美法的
具体理性之路？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走一条融贯、混合之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直接关系到证据立法的内容与证据立法的重心选择， 关系到诉讼模式的选择与定 位，关系到法官自由裁量余地的广与窄。
其实，这个问题即便在有较长单独证据立法历史的英美法系国家， 也是始终
有争论的。争论所形成的基本观点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以边沁、凯布雷尼为代 表的自由证明理论，一是以斯蒂芬、撒耶、威格摩尔等为代表的规范证明理论。 前者主张简化证据法的体系结构，为证据规则划定精确的、狭窄的界限，减少证 据规则的数量，赋予事实认定者以更多的裁量权，实行自由的、自然的证明。后 者主张根据某个核心规则，如最佳证据规则、关联证据规则等，设定体系化的证 据规则，将判例法所形成的各项证据规则尽可能地囊括在同一个法典之中， 强化
证据法的可操作性和规范性。这两种观点自从！ “#$年边沁发表其证据法专著《司 法证明原理》之后就一直并存着，但是以前者为异声，而后者则一直是主流。现 在英美证据立法的基本倾向，乃是将证据法看成是对自由证明和证据自由衡量所 施加的各种限制的汇合。与我国一样，英美学者关于证据立法的争论也贯穿于各 个层面和领域，涉及的范围包括纯粹证据法上的问题、程序法上的问题、实体法 上的问题以及逻辑学、心理学等方面的问题。例如，在证据法领域，其争论涉及 诸如概念上的分歧、推定的性质、传闻规则、最佳证据规则等等；在程序法或者 法理学方面，其争论则涉及诸如陪审团审判、对抗制、法官造法、法典化等问题。 尽管如此，英美证据法学者几乎毫无例外地对审判的性质与目标、 对过去事实的
认识与信念以及对争议事实进行推理过程中所涉及的诸因素等等基本的理论问 题，表现出观点上的一致性。例如，在认识论方面，他们认为，客观事实独立于 人们的观察之外，正确的事实描述是与客观事实相等或相符的描述；人们对过去 事实获得有保障的信念原则上是有可能的； 对过去事实的当下认识通常只能基于 不完全的证据；人们对事实的认识只能达到盖然性的程度，而不可能达到完全的 肯定性。在事实认定观方面，他们认为，适用实体法的前提条件是用关联证据对 特定事实主张的真实性进行证明；只有根据证据决定事实主张的真实性，贯彻实 体法的规定，才能实现所谓的法律正义；法律正义的实现只能满足于证明标准， 而缺乏绝对的确定性可以依赖；决定的正确性是重要的社会价值，但它同其他价 值有冲突，因而存在一个排序的问题。在审判推理方面，他们认为，唯有根据提 交给决定制作者的相关证据，通过推论，对争议事实的盖然性得出判断，才是一 种理性的审判中认定事实的方法；基于证据作出推论的有效性是由逻辑法则规范 的；对事实主张盖然性的判断，所使用的推理方法是归纳法，而演绎法仅起次要 的作用；通过归纳法的使用，事实主张就可能被赋予盖然性的真实价值。 他们还 认为，证据理论和审判理论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 一般来说，证据理论以审判理 论为前提，审判理论包容了证据理论。以上这些就是英美证据法学者存有争议的 问题和达成的共识。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学者在证据立法中所感兴趣的议论 主题，也就是英美学者曾经关心过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