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论毒品犯罪死刑限制适用

　　关键词: 毒品犯罪死刑限制死刑依靠毒品的价值差额
　　内容提要: 消极的责任主义、对责任严重程度的严格判定、以刑罚必定性和刑罚可感知程度为基础的威慑的通常预防理论，和特殊预防论的必须性理论，为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提供了理论空间。在详细操作模式上，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限制应以严格的实质判定认定毒品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压缩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犯罪范围。同时应合理利用立功制度、妥善处理毒品犯罪中共犯的责任、合适协调死刑和其它刑事方法之间的关系，并严格限制减刑和假释的条件，以减轻预防毒品犯罪对于死刑的依靠程度。毒品犯罪死刑适用限制也应受到限制，应逐步缓慢推进，且须有对应的社会方法同时配套推行。
限制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须先拷问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现实依据，分析这些依据能否成立，从而为死刑限制提供理论上的空间。在寻求到理论空间后，则需深入结合立法的要求，为死刑限制适用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即分析在毒品犯罪中限制适用死刑应该怎样操作。当然，也要注意到目前的社会条件，对毒品犯罪死刑适用进行合适的限制，以实现死刑限制和犯罪预防、人权保障和法益保护之间的平衡，取得最好的效果。
　　一、毒品犯罪死刑限制适用的理论空间
　　中国《刑法》第347条要求，对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能够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1）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或其它毒品数量大的；（2）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3）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4）以暴力抗拒检验、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5）参加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这为中国毒品犯罪适用死刑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单凭法律依据仍是不充足的，不少从实际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在法律上仍要求有死刑，但已经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适用死刑。而且，因为《刑法》第347条要求的并非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所以仍须深入拷问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现实依据，以找出其难以自立之处，为死刑限制腾出理论上的空间。
　　在刑罚正当化的依据之上，目前学术界已确立在认可刑罚以责任为前提的（责任主义）基础上结合预防目标的理论。这种带有并合主义特征的观念在中国得到了认可。在毒品犯罪死刑适用问题上，有必须在这种理论体系中逐一分析死刑适用的空间及其限制。
　　（一）责任主义提供的理论空间
　　责任主义要求刑罚和责任相适应，即不得超出责任的范围科处刑罚。这里的责任，指的是违法和非难可能性相乘所得结果，大致上相当于中国刑法理论中的社会危害性。在责任主义内部，存在两种对立的看法，“一是主动的责任主义，即认为必需判处和责任对应的刑罚，预防目标的认可应以此为限；二是消极的责任主义，认为责任仅含有划定刑罚上限的功效，从预防的角度来讲，科以的刑罚在责任程度之下也是能够的。”目前学术界所认可的责任主义是消极的责任主义。
　　在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过程中，司法实践也将责任主义作为适用死刑的主要依据之一；但司法实践所依据的责任主义，关键是主动的责任主义，而非消极的责任主义。而且，在利用主动的责任主义之时，司法机关对责任的认定又过于形式化，简单地将毒品犯罪的责任和毒品数量划等号。最终造成了只要毒品犯罪达成司法实践掌握的数量标准，没有法定的减轻事由，被告人就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立刻实施。这种观念并不能为死刑的适用提供充分的理由：
　　其一，毒品犯罪中的毒品数量是社会危害性的主要表现之一，但它并非社会危害性的唯一依据。毒品犯罪的数量是表现毒品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基础，它对毒品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有很大影响，但它只是影响社会危害性的原因之一。毒品犯罪的危害性，最终表现为对公众健康的危害。故而，判定作为死刑适用基底的责任的大小，不能只看毒品的数量，而必需结合行为对公众健康的威胁程度进行实质判定。《刑法》第347条对武装掩护、暴力抗拒缉毒、参加国际贩毒组织、首要分子等事由的考虑，证实了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单表现于毒品数量的大小。即使347条第2款第1项只将数量作为适用该法定刑幅度的依据，但这只对于选择刑罚幅度起作用；在决定是否适用死刑时，不能单以毒品数量为依据。
　　其二，从限制死刑的立场出发，应该坚持的责任主义必需是消极的责任主义，而不能是主动的责任主义。责任程度极其严重，是判处死刑的必须而非充足条件。是否适用死刑，还必需从刑罚目标的角度分析死刑是否通常预防和特殊预防所必需。所以，假如要限制死刑，就必需在极其严重的责任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犯罪预防对死刑的依靠程度。
　　（二）犯罪预防论提供的理论空间
　　预防论以预防犯罪的目标作为刑罚的正当化依据，这也是刑罚的法定和裁量全部必需考虑的主要方面。德国刑法典第46条明文要求量刑“应考虑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