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从“穷以后工”到“隐以后工”]
关键词：穷以后工；隐以后工；知识分子；日常生活；诗歌史 摘要：欧阳修的“穷以后工”说指出了文学创作和生活的亲密联络，同时也揭示了古典诗人和国家政治的特殊关系：古典诗人的精神依靠实际上不在文学而在政治事业。元明以来，士人的价值支点不再集中在政治功业一端，她们更倾向于世俗的日常生活，并从中寻求精神寄托。“隐以后工”的诗学观便应运而生。诗人社会角色的转变造成了诗风的转变。诗歌成为大家精神存在的方法，成为安置大家心灵的家园。
中图分类号： 文件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04047106
在既成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中，古代诗歌至唐代抵达顶峰，今后便雄风不再。至于元明，诗坛不振，已成学界公论。鲁迅也说过“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的话。以致有论者曰：宋代以后，中国的诗歌就走在下坡路上。如若根据现今文学史的叙述，一部中国诗歌史似乎就是一部退化史。这是中国诗歌史原来的面貌吗？抑或是我们文学史的观念有误？这是今人必需直面的问题。
一
文学是生活的产物。诗人的诗歌创作和其社会生活亲密相关。中国古代诗人的主体是以政治事业为己任的士人，正是以此为前提，欧阳修提出了“穷以后工”的看法，指出了士人的政治生活和诗歌创作的亲密关系。其《梅圣俞诗集序》曰：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通常之蕴其全部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以后工也。［1］卷42
欧阳修此处之所谓“穷”，指古代士人的仕途困顿，政治上不得意的状态。士人壮志难酬，“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便发而为歌诗。且其内容多“怨刺”，常道“羁臣寡妇之所叹”，方能写“人情之难言”。对欧阳修的这段话，大家通常多从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角度了解。这当然是正确，但往往忽略了此处特指的对象，即诗人的社会角色。这里，诗人实际上是士人，或是官人。一个诗人若想在诗歌创作上达成“工”的境界，就必需和政治体系有亲密联络。这是“穷”的前提。也就是说，在人生实践中，诗人必需参加政治，进入仕途。不然，离开政治体系，便无所谓“穷”、“达”，诗之“工”之是否就不存在。其次，在思想上，她们必需含有高度的政治热情，胸怀高尚的政治理想，并以儒家政治伦理为依归；而且还必需以政治事业为第一生命，以政治业绩为自己的终极的人生价值。即使“自放于山颠水涯之外”，也必需有政治上的“忧思感愤之郁积”。不然胸中没有高昂的政治热情，对政治事功无家园之感，也不可能做出好诗。再次，要具有以上两点，她们通常含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即根据当初的社会体制，她们含有不可摆脱的政治义务。不但在道义上，而且在身份上和当初政治事务有某种必定的联络：不论是血缘的或是裙带的，她们和国家政治全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然，若有能够轻易脱离政治干系，便可能一挫即退，成为乡间野老，就会失去特殊的政治情怀。脱离了政治体系，就脱离了可使人“穷”“达”的环境，所谓“穷以后工”也无从谈起。
现在见于著录的中国古代诗人基础上属于知识阶层，大致相当于以后的知识分子。她们的事业指向是明确的，即参加政府的政治运作。中古以前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