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国际金融危机的全球应对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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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国集团领导人伦敦峰会前后一系列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措施表明，“一场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发端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全球应对，将使世界经济形势、全球治理模式、国际关系格局等都出现新的变化，并产生远远超出危机应对本身的影响。
一、国际合作的新进展及其局限性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不断加深，各国进一步认识到，危机已经“影响到每一个国家男女老少的生活。所有国家必须携手进行解决”。与此相对应，各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的协调行动。伦敦峰会同意：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用资金提高两倍，至
7500亿美元：支持2500亿美元的最新特别提款权(SDR)配额；支持多边发展银行(MDB)至少1000亿美元的额外贷款；确保为贸易融资提供2500亿美元的支持；为最贫穷国家提供优惠融资。这些协议共同组成了一万多亿美元的扶持计划，将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动力。事实上，在推出上述扶持计划以前，各国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各项举措的国际合作程度也日益提高。所有这些行动，共同组成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经济复苏计划。
在伦敦峰会上，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拒绝贸易保护主义继续成为各国的共识。峰会重申：不得针对投资或商品及服务贸易设置新的障碍，不对出口施加新的限制，不得推行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措施来刺激出口。各国承诺，以“合作的、负责任的态度来实施所有经济政策，顾及这些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防止货币竞相贬值，继续致力于达成一个积极和兼顾各方的多哈谈判协议。
当然，国际合作远不能代替主权国家自身复苏经济的努力。即使是引人注目的超过万亿美元的注资计划，基本上也是通过国际组织给受影响最大的不发达国家使用的，在解决特定国家非常紧迫的银行危机和财政危机方面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但是，对于各主要国家有毒资产的剥离、金融体系的稳定和重建，特别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复苏，目前国际合作的新进展和现实水平，其意义也更多地在于向市场注入信心而非资金。
此外，国际合作并未消除国际竞争。在伦敦峰会召开前夕，各国诉求和利益的冲突被一览无余：美国和英国希望各国政府增加刺激经济的支出，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希望对金融部门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新兴经济体则希望获得更大发言权。尽管峰会期间与会者做出了几乎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妥协，但是没有人会相信大国的分歧自此烟消云散。
面对大约25年来首次全球性衰退，保护主义也更具滋生的土壤。伦敦峰会后，欧美国家仍然可能利用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社会责任，以及WTO允许的例外条款等各种不同形式保护本国贸易。值得注意的是，伦敦峰会领导人声明在承诺不会退而奉行保护主义的同时，特别强调“不能采取限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流动――特别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的措施”，相对而言，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向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却没有受到相应的关注。这样的细节也反映了当今世界话语主导权的现实，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来说，也的确具有深意。
二、全球治理的新动向及其矛盾性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调整，全球治理
(global governance)问题逐步浮出水面。
但是，全球治理与国家主权存在着内在矛盾。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称，为确保受援国偿还贷款的能力，要求受援国必须推进私有化、市场经济体制和自由贸易，甚至建立与之相应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政治状态”，包括政治合法性、社会秩序和行政效率，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年来实行的“(贷款)条件性”(conditionality)要求，事实上将全球治理与善治(good governance)挂上了钩。问题在于，这样的挂钩非但没有带来“善治”，反而常常加深借款国家的危机程度，甚至造成社会动荡。上世纪90年代，这样的理论和实践引发了广泛争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也一度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臭名昭著。
由于各国普遍认为，金融业的重大衰退以及金融监管措施的重大失误，是导致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