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先锋小说”文学语言的革命与撤退
当我的与众不同／成为一种时髦，／而众人都和我差不多了，／我便不再唱这支歌了。／别问我为什么，亲爱的。
我的路是千山万水。／我的花是万紫千红。――纪弦《不再唱的歌》
“先锋(avant-garde)”也译为“前卫”，源自法语，原属军事术语，指主力部队前面的侦察队。19世纪中叶，波德莱尔首次在贬义层面上使用该词，通过“先锋文人”、“先锋文学”等名词将“先锋”引入文学领域。半个世纪之后，“先锋”一词才在文艺界及评论界得到认可与通过，《剑桥百科全书》开始对它进行定义：“先锋派(avant-gardrde)，最初用以指19世纪中叶法国和俄国往往带有政治性的激进艺术家，后来指各时期具有革新实践精神的艺术家。”由此可知，“先锋”一词应与“常态”相对应，其本质是反叛的，其状态是流动的、开放的，它的存在是以对主流的叛逆、超越为起点的。而我们今天所谈的“先锋小说”则是指1985年前后崛起的一种特定的文学创作形态，具体指向马原、洪峰、苏童、余华、北村等一批南方文人的“新叙事话语”实践。
而今，“先锋小说”已成为一个狭义而固定的指称，指向
1984―1989年这段时间内以马原为首的一批年轻小说家的创作形态。《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与《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两本教材将其作为一种既成事实，纳入文学史的轨道。这些创作“与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美学思潮及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密切相关”，“并且在其直接影响下”产生，“从哲学思潮到艺术形式都有明显的超前性”。其产生首先引起的是命名的混乱，当时除了“先锋小说”这一称谓，评论界人士还根据各自的口味进行了命名，如“新潮小说”、“现代派小说”、“实验小说”、“探索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等。
作为文学史的短暂存在，他们力图突破现有的文学观念及创作套路，以个性化的感受和独特的话语风格对故事及其意义进行消解，创作了一大批具有实验性质的文本。这种探索“一方面是向文学表现形式极限的挑战，另一方面是向文学既定规范的挑战”，有强烈的革命性。如果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语言革命，那么“先锋小说”的出现则意味着对文学语言形式的“第二次反叛”。在语言层面上，如果说第一次革命是蓄意的，显性的，那么第二次革命则是自发的，隐性的。这一次反叛以“文革”末期的“朦胧诗潮”为语境而发生：1978年12月出现的《今天》杂志及其伴随而来的“朦胧诗潮”，1979年发生在北京的“星星美展”与首都机场女子***壁画事件，1982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实验戏剧”《绝对信号》和《车站》等，在中国传递出先锋主义的信号。
1982年，诗人徐敬亚在其学年论文《崛起的诗群》中首次使用“先锋”一词来评论“朦胧诗”――“他们的主题基调与日前整个文坛最先锋的艺术是基本吻合的。”诗人骆一禾则直接以《先锋》为题写诗，凸显出先锋反叛而决然的姿态。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似乎是对诗人大声疾呼的“我不相信!”的回答，年轻的小说家们走向了反叛。同时，与诗歌保持一致，即对现代汉语表达方式的突破，是他们的主攻方向和显性特征。在文学艺术领域，如果说异端便是正统的话，那么反叛则是文学的常态，“先锋小说”们的“新叙事话语”便是一种“内在反抗”的方式，他们直接从外在反抗中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