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七君子”群像落成感言
2004年3月26日上午，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七君子”青铜群像在沪上福寿园文化主题公园落成。“七君子”的后代们作为嘉宾躬逢盛会，不少人已是白发苍苍，我是第二代中最年轻的一位。缅怀先人们为民族解放和政治民主奋斗的历史，感慨系之。当日下午有一座谈会，遂发表感言。现加以整理补充，草成此文。
过去在表述救国会历史的时候，总是将发源于上海的救国运动说成受了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从史料上看，中国的救亡运动有两个策源地，救国会的酝酿从“一?二八”事变后就开始了。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学潮的消息传来时，《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已经起草完毕，临时在宣言中加了一段支持北平青年学生的话，并很快就组织各界上街游行。北平学生也派了代表到上海串联，形成南北互动。但上海的救国运动不止限于青年学生，而是各界、各阶层都参加了，并很快发展到全国，具有广泛的联合阵线性质。邹韬奋先生曾谈到：“当时上海成为在实际上领导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毛泽东在对柳??的谈话中也给救国会以崇高评价：“中国的抗战是由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的作用。”
“七君子”群像在他们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上海落成，是一件大好的事情。群像生动地再现了先辈们捍卫国家尊严、挽救民族危亡的大无畏形象。我们今后所要考虑的，是如何继承先辈的精神遗产。
“七君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于传统与现代交替的社会转型期。其道德力量有两个来源：一是传统儒家文化“富贵不***，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二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以来的现代民主理念。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已成为过去，这种人现在不大容易出现了。
“七君子”都是专业人士，分别从事法律、教育、经济、新闻出版等专业，并在各自的领域卓有建树。他们都不是职业政治家，没有党派成见，更不是靠弄政治混饭吃的政客。用今天的话来说，属于白领阶层或中产阶级。他们参与政治和从事救国运动，完全是出于自觉的社会责任感，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
“七君子”都是爱国者。“爱国”是一个包容性很广泛的概念，不同世界观、不同政治见解的人都可能认同爱国主义。这就是救国运动为什么能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同情和支持的原因。沈钧儒先生是一位佛教徒，他的爱国心就表现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牺牲自己来救度众生。我过去参加过关于沈衡老的学术研讨会，也读过一堆研究论文，但从来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只有赵朴初先生手钞沈衡老的《主张坚决，态度和平》一文时，在按语中提及。
“七君子”在当时都是讲真话的人。他们意识到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再打内战只会消耗民族的元气，因此要将真话讲出来，将真相披露出来，向全体人民呼吁，向当局呼吁。但国民党当局不许讲真话，认为“爱国有罪”，把他们关进监狱。激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正义力量的义愤，引发“西安事变”，最终迫使国民党走上抗日的道路。
其后经过多年的奋斗，我们建立了一个新国家，有了一部新宪法。但是在民主与法制建设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致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出现了“一言堂”。“七君子”中的两位―――王造时先生和我的父亲章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