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人心是怎么变坏的?改革开放人心变坏
王晓明　　1955年6月生于上海，浙江义乌人。197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汉字系读本科；现为上海大学汉字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研究系主任、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文艺理论研究副主编，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在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眼中，道德败坏的人，其实就是精神上有病。
　　个人如此，社会亦然。
　　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中国社会在精神上“变坏”的征兆，王晓明、朱学勤等学者曾经提议过影响波及全国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快要20年过去了，情况让人痛苦：以药家鑫事件为标志，社会道德和人性的底线频频被突破。
　　从“当代化”的历史长时段上看，在一个社会的猛烈转型过程中，大多全部会出现道德沦丧、人心变坏的现象――曾经的西方如此，今天的中国似乎也难以例外。
　　和英国作家狄更斯所描述的不一样，“最坏的时代”不可能同时是“最好的时代”。精神、伦理和人性的堕落情况，不但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命运，也威胁到“社会”这个“合作体系”的稳定，并给它朝向民主、自由、法治的转型制造巨大的风险。
　　“人心是怎么变坏的”？它的逻辑和轨迹怎样？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上海大学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教授。
　　一个现代中国人的经典精神成长史
　　南风窗：说起中国社会现在有什么问题，大家全部知道，比如贫富悬殊、司法不公、阶层固化、信仰缺失，等等。一个不认为这一切很合理的人会有这么的疑问：为何会这么？
　　王晓明：问题是挺严重,原因也很多，全部搅在一起。为了说得清楚一点，我们能够先把范围缩小，从“个人”的精神成长开始谈：一个小孩，来到这个世界，慢慢长大，她碰到的多种社会规则、生活方法、价值观念……会将她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先来看她怎么读小学和中学。这个阶段大致是10年，越靠近高中，应试教育越是一手遮天，考试成绩第一，其余一概让路，玩蚂蚁、数星星、看电视、打球、读小说……通常不能直接兑换为分数的事情，不论小孩多么喜爱，全部得放弃，学校里老师这么管制她，回到家父母还是这么管制她。家长和老师，是小孩开始“社会化”时的两个最大的权威，一旦她们口径一致，小孩只能服从。
　　南风窗：依据心理学的说法，大约从三四岁开始，一个人的自我开始发育，假如她不是根据天性发展，而是被外在的权威强行扭转，那么孩子就会感受到一个外界对自我的破坏性。她以后可能会报复社会或她人。
　　王晓明：没错。但在有能力报复之前，这个小孩已经先形成了两个意识：一、自己很渺小，没有措施决定自己的命运；二、为了权威告诉她的那个以金钱为基础的未来的“美好生活”，她必需压抑自己的大部分爱好和兴趣。
　　南风窗：进入大学阶段和工作后，这些东西更被强化了。
　　王晓明：假定她顺利考入大学了，一开始，她可能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很放松，翘课、睡懒觉、天天打篮球…… 但到三四年级，找工作的压力来了，当她四处递送简历而回音寥寥，筋疲力尽地从“人才市场”回到宿舍的时候，或，她凭本事笔试过关，却在面试步骤被利索地淘汰的时候，她一定痛苦地发觉，在这个越来越讲出身、讲关系的现实中，个人努力其实并无多大用处。
　　南风窗：她又体验到一个深深的无力感。
　　王晓明：对，她在少年时代体验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