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守中持正_“转折”中的持守
内容提要 30年代早期丁玲创作的转折，是从“个性思想”的“一项单立”到“革命意识”和“个性思想”共时的“二项并立”。丁玲在左联时期的创作中，经过在“革命加爱情”的模式中凸现个人权利、在“革命”叙事的框架中嵌入启蒙话语和在“非革命”题材里张扬个性等手段，在“转折”中依然表现出了对“个性思想”的持守，显示出“五四”个性主义思想传统在特殊历史语境中所含有的顽强生命力。
1930年1―5月，丁玲在小说月报连载发表长篇小说韦护。以此为起点，其创作开始发生转折。是后，经过1931年7月发表的田家冲的过渡，以同年秋发表的水为标志，完成了这一转折。有关这一转折的性质，冯雪峰1932年初就撰文指出：从梦珂到田家冲、水，“丁玲所走过来的这条进步的路，就是，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这里，冯雪峰在概括丁玲创作的转折时使用了“从……向(到)……”模式。这意味着，写韦护和水的“今日之丁玲”，和梦珂、莎菲时代的“昨日之丁玲”已经全然不一样，因此这种转折是一个否定性、整体性的转折(她称之为“新生”)。冯雪峰的这一经典叙述，影响了以后很多中外学者，几成定论。
笔者认为，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在左联时期确实发生过巨大的改变，能够“转折”论之。但这一转折，只是一个结构性的改变，而不是一个整体性的否定。首先，这一时期，在丁玲原有的以“个性主义”为基础价值标准的思想一创作结构中，确实增加了“革命意识”这一含有主导性、支配性的新原因，从而造成了这一结构的改变。不过，其次，这一新的原因并没有全部挤占掉“个性思想”这一在丁玲原有思想一创作结构中含有原发意义的原因。所以，在左联时期，丁玲在思想和创作上的转折，不是简单的一个替代另一个――“转折”中的丁玲依然有所持守。从冯雪峰起就以“从……向(到)……”模式所概括的丁玲的“转折”，均是一个历时的“二项分立”；实际上，此期丁玲的“转折”，应该是从“个性思想”的“一项单立”到“革命意识”和“个性思想”共时的“二项并立”。在此期创作中，丁玲思想中作为“二项并立”之一项的“个性思想”关键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了表现：
一 在“革命加爱情”的模式中凸现个人权利
丁玲创作的转折始于韦护。有些人说：“她的作品，就意识形态来说，韦护之前是属于她自己的，自韦护起，是为了左翼文坛而写作。”就总的倾向而言，此说不谬但尚需细加甄别，不能一概而论。实际上，就在其转折早期所作的韦护和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之二)中，依然有“属于她自己的”“个性思想”和“个性话语”在；丁玲在那种滥俗的“革命加恋爱”、“革命战胜恋爱”的模式中，依然曲折地表现了对“爱情”的留恋、对个人权利的维护。
首先，韦护和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渲染了“爱情”的美好和高贵。在显意识层面上，丁玲要表现的是“革命”的神圣和高尚――热烈缠绵的爱情最终全部无一例外地被“革命”战胜，这一结果显示出来的正是“革命”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无比巨大的力量。这一意识、思绪，正显示出了此期“革命”叙事的通常规则和关键特点。不过，在这两个文本中却依然有裂隙在。原因在于它们所写的热烈缠绵的爱情，在作品中并不但仅作为反衬、作为“革命”所要克服的对象而存在。在这两个作品中，对相思之苦和爱之欢乐的描写不仅占取了大部分篇幅，而且经常写得那样美好、绚烂，不带揶揄色彩。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么的爱情在作品中不仅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而且含有了正面的意义。韦护是这么描写韦护和丽嘉最初同居时的情景的“她们两人变成一对小鸟儿似的，她们忘记了一切，连时光也忘记了。她们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栖在小房子里，但她们并不会感到这房子之小的，这是包含海洋和峻山和日月星辰的一个充满了福乐的大宇宙。……丽嘉常为部分爱情的动作，羞得伏在她身上不敢抬一下头，但却因为爱情将她营养得更娇媚更惹人。”这里，美好的灵肉一致的爱情使主人公沉醉其中；而作者则经过对情景的设定、意象的利用和人物感觉的捕捉，表现出了对这一美好感情的肯定和赞美。在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中，丁玲也以一样虔敬和富有色彩的笔触描写了女性身体的美好和爱情的甜蜜圣洁，作者以几乎崇敬的笔调不加节制地描写女性(玛丽)“美的形体”和男性(望微)对女性形体的“着迷”，流露出作者自己对爱欲的赞美和迷恋。
因为在这两部作品中充满了很多如此细腻、生动的对爱情的正面描写(同时也因为对革命描写的空洞)，致使它们给读者的实际阅读感受成了“虚写革命，实写爱情”：“和其说是写革命和爱情的冲突，不如说是写革命为虚，写爱情幸福缠绵、相思苦恼为实”。韦护当初发表很快，左翼批评家钱谦吾就指出它的“缺点”：“那就是这一部长篇依旧是一部恋爱小说，和革命并没有怎样深切的关联”；以后，美国学者梅仪慈也认为，1930年前后，“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