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想起了“九个手指头”和“１个手指头”的思维模式手指头发麻是什么原因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授予者尤其看重她对美国当今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的预判力和预警作用。正是这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早在多年前当美国金融秩序还显现得相当平稳的时候，她就独具慧眼地预言了布什政府金融政策潜在的巨大风险。她特立独行、连续不停地对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和金融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不畏强势，毫不妥协。不幸的是，事态的发展所引发的一系列恶果完全被她所言中。
　　由此我想起了在中国流行多年的观察社会形势的钦定思维模式――所谓“九个手指头”和“一个手指头”的关系问题。这个模式的僵硬和强悍之处就在于，它首先预定下一个不变的百分比，不论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好的形势和取得的成就全部是“九个手指头”；而出现的问题和失误不论多大多严重，也绝不会多过一个手指头。今后由此又衍化出所谓“好得很”和“糟得很”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这种自上而下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据配方百分比所设定的思辨哲学，便在官方和思想文化界统治了多年，谁也不得越雷池一步。八亿颗脑袋全部得按此开设的良方去观察诸种社会现象：凡属“九个手指头”的大好形势，任凭你用怎样“莺歌燕舞”的浮夸艳丽之词去歌颂去渲染也不为过；反之，哪怕是因为“大跃进”等错误的政策造成全国性的大饥荒饿死以千万计的人，那也不过是“一个手指头”的问题，能够忽略不计不予深究。于是，便造成了这么十分荒唐的怪现象，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之际，明明我们的经济已濒临瓦解，可当初报纸上及社会舆论中仍是“形势一派大好”。这便是我们号称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主流的国度的堂而皇之的认识论。
　　今天重捡起这个话题的现实意义在于，我们这个民族太缺乏克鲁格曼探索问题的求真务实态度和勇敢精神。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多年来“修炼”的那种思维机制根深蒂固，有其强大的惯性，至今远未消除洁净，一碰到集团利益便无师自通地重新祭起这个法宝。实际上，所谓“一个手指头”的问题成了掩人耳目标“雷区”，谁碰谁倒霉――不敢科学地正视问题，更不敢深入地探究问题的成因。
　　原来，成绩是成绩，问题是问题，各谈各的，用不着搅和在一块儿。不过不行，谈问题时你必需左顾右盼，时时不忘成就和大好形势，而且这个部分必需谈清、谈透、谈深、谈充足、谈出花样来，因为这关系到执政者的声誉和地位。即使如此，你也万不可牵涉到最为敏感的“一个手指头”的部分。你就是怎么谈，也不合“朕”意。因此，长久以来，凡鼓起勇气，勇于面对“一个手指头”问题的，没有不碰得头破血流、身败名裂的。“一个手指头”这一小部分已成了令人寒战的死亡地带。从政界到思想文化界，被“一个手指头”问题打倒或遭重创的数不胜数。彭德怀、刘少奇，无须说了，连一向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