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所谓自由,不是随心所欲_随心所欲的自由
到底是我的要求太高了，太急了，还是应该更努力地追求，或应该更主动地推进社会的进步?依据我有限的哲学知识，当然知道世界上没有绝正确自由，精神的自由也没有绝正确标准，但一碰到详细问题，还是难以把握住适宜的程度。
我迁入浦东新房很快，有位媒体的好友来家拍摄我的新书房，最终问我：“你已经换了几次书房，对这个新书房，还有什么不满意吗?”
当然还有，书房容量的增加总是赶不上书籍报刊的增加速度。别看现在架上、柜里理得整整齐齐，要不了多久，又会塞得杂乱无章。原来准备安装移动金属书架，让书库的容量充足发挥，经计算，房屋和楼板的结构无法承受如此重量而作罢。假如还要说有什么缺点的话，离外环公路近了些，因此如打开北窗还能听到不停的车声，在吹北风的冬夜，关上窗也隐约可闻。
不过我最大的遗憾却是，书房的条件即使越来越好了，甚至已经超出当年我写我的书房那篇文章时的想象，但我能够静下心来，在书房中享受读书或思索乐趣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而在我使用那个不满6平方米、还得让太太的缝纫机等杂物分享的小书房时，大多数夜晚全部是能在里面读书的。
因此，当好友要我写一下“我们现在还缺什么”这个题目时，我首先想到的是：随心所欲的自由――物质的，精神的，群体的，个人的，暂时的，长久的。相比之下，我当然更看重精神的、个人的、长久的自由，但物质的、群体的、暂时的自由一样是宝贵的。
我生命的前五十多年一直生活在匮乏之中，差异只在程度而已。自有记忆开始，生活中的一切就和富裕或小康无缘。其中有几年的最大梦想就是能吃饱饭，有可能再吃一块红烧肥肉。1981年硕士毕业留复旦大学工作后条件日益改进，但直到2021年迁入新房后住房才大致满足需要，有了一间像样的书房。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年间却经常以为很满足，甚至常常感到很愉快，还有好数次连续许久的幸福感。比如12岁时由浙江吴兴县南浔镇迁居上海，转入上海的小学读六年级；1966年11月文革高潮中在北京西苑机场见到毛泽东；1977年被评为上海市教育战线优秀工作者，并当选市人大代表；1978年分到一间近11平方米的新房；同年以高中学历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并取得全系第一高分；1983年9月全国首批取得文科博士学位；1985年第一次走出国门，赴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而且首批获准全家同行；1990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取得者”；1991年晋升为教授。这些事基础全部不是纯粹物质方面的，大多是物质和精神兼而有之，或和物质完全无关，之因此能产生幸福感，首先是因为精神上得到了满足，其次也是因为当初的预期目标并不高。如1978年结婚前分到的那间新房，即使还是两家适用厨房和卫生间，但对于住惯了棚户板屋，一直无法找到婚房的我来说，自然会喜出望外。迁至新房后，物质上的匮乏感最终消除了，而精神上的匮乏感却反而越来越强了。
应该认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物质条件确实有了巨大的改进。作为受益者，处于我们这个年纪和层次的教授．多年来改进得更加快，或幅度更大。但其次，我对物质方面的要求还是很节制的，即使不想做“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君子，也不愿自欺欺人地歌颂“陋室”，却历来没有过非分之想，或有什么无限的追求。对电脑、数码相机、摄像机、全球定位仪等电子产品，我往往是同辈中的首批拥有者，而且会不停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