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打官司不好玩等是游戏不好玩
凡人打官司，名人也打官司，仿佛打官司就是和时俱进，就是时尚时髦，就是法制社会，就是当代文明。窃认为差矣！ “差矣”在哪里呢？首先在无趣，其次在无益，再次在无聊。甭认为一说官司就严厉严峻起来，仿佛跟法官法庭法律打上交道，那玩意就神圣起来――并不是那回事。
先说凡人。凡人的官司鸡毛蒜皮鸡零狗碎，有的需要上法庭，有的未必须要这般劳神。为了争一口气，为了显示自己领世面，请律师写诉状，找证人找辩护人，往往忙到最终，还不如当面协商划得来，成本奇高。有的凡人受到名人官司的启发，认为“维护权益”好生了得，动辄狮子大开口，立誓官司打到南天门。结果伤神破财，并不如愿。遂很纳闷：官司就那么可爱？生活咋那么无趣？除了官司，我们是否还有其它什么路径手段机构组织乡规民约充当法官呢？我们可不能够丰富多采地处理问题？
名人打官司就更无趣无益无聊了。既为名人，就注定被他人说三道四，哪怕说得不堪，也是社会丰富性的必备佐料。好孬在其次，“出镜率”高于一切，这是“名人定律”。可是有些名人就很没劲，他人把形容词用得稍稍尖刻些就受不了了，原本用来写美文的金笔竟拟起了诉状，面目可憎，了无意趣。不由想到文坛两位顶级文豪的笔仗小说。
稍为熟悉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大约全部知道鲁迅和郭沫若的一桩公案。时在1928年初，后期发明社的几位新锐分子为了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竟然将鲁迅当成了绊脚石，向鲁迅提议了猛攻。甚至连发明社元老郭沫若也披挂上阵，她用杜荃的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称鲁迅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的***”。毫无疑问，这些帽子对鲁迅完全不适宜，而且，套用一个法律术语，杜荃严重侵害了鲁迅的声誉权、荣誉权。鲁迅完全能够将杜荃先生告上法庭，然而鲁迅没有去打官司，而是继续写文章答辩、反驳。这些文章，以后大全部收在三闲集中。能够想见，假如鲁迅一怒之下将杜荃告上法庭，即使打赢了官司，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当然，鲁迅在答辩反驳之中，也并非没有防卫过当之处。比如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她称发明社为“新才子＋流氓”。显然，也厚诬了发明社，郭沫若也完全有理由将鲁迅告上法庭。然而，郭沫若一样没有这么做，她也只不过在发明十年・发端等文中加以反驳、辩白而已。
鲁、郭两人的这场历史公案，颇值得大家仔细思索和玩味。她们为何全部不利用法律武器?一个最显著也最简单不过的原因是，对于他人的批评和攻击，她们的自卫手段只能是反批评、反攻击，即只能是“纸上谈兵”。不然，丢掉正常的反批评、反攻击，请律师，打官司，将对方告上法庭，这只能表明自己无能反驳，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乏”文人。即使官司打赢了，也只能丢脸、跌份、贻笑大方。试想，以鲁、郭那样的才华、气质和文坛地位，她们怎肯出此下策、走此末路呢?幸亏如此，大家才读到了那一篇又一篇相互驳诘的天下妙文，让你禁不住拍案叫绝，回肠荡气。试问，又有谁愿意舍这些天下妙文而去读那些枯燥乏味的诉状和讼词呢?
以此观之，不知现在那些因批评而起的文人或名人诉讼案，抹煞了多少天下妙文?呜呼哀哉！
不打官司也玩不起来
文□陶江虎
打官司自然不如打笔仗好玩。林德清先生举出两位文学大师干仗的例子，据我所知，那时打笔仗司空见惯，鲁迅骂过的人无计其数，光被她骂为“洋场恶少”的就有好几位，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