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裂变和生长裂变
一、写在“文学的正视”之前 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含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从那个久远久远的年代起,人类的历史的性别大战总在上演,女性的历史地位决定了文学中女性的主体价值的被遗忘。“男人写下的历史布下的罗网,全部的精华全部在于教女人怎样做好女人,男人说生存需要必得用恶战胜恶,所以善和美的职责就只有让女人来负担了。”
甚至于在现代文学前十七年和“文革”的创作中,政治的显著作用,这个时期里,除了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及孙犁、王愿坚、徐怀中等作家的一些作品,轰动一时的小说人物形象世界里女性的位置微乎其微。所以,这个时期的女性形象塑造是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主体价值的,因为文本的中心价值中,女性价值并不在其表示的意图之内。
这一时期普遍被用以区分于“男性”性其余语词是“妇女”。“妇女解放”一词,带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和群体特征,因此在“种族、阶级、性别”三要素中,它突出阶级斗争,淡化性别特征。另外,这是一个“英雄”的时代,英雄形象是人类精神的最高表现形式和人类最高尚的信仰物,代表了人类品质上和精神上的最完全的意义和形式,因此必需淡化其生理属性和性别特征。同时,这更是一个“崇敬英雄”的时代,大家心底的狂热的革命***促成了一个想象共同体,她们认定,是英雄给人类带来的梦寐以求的政治的结果和触手可及的好日子,现实的一切无一不生动展现了英雄的无比巨大的力量。在这么的历史背景的限定和文化心理的要求下,这些小说要么谢“女性”而不谈,若谈,也必谈“革命妇女同志”――其关键是“革命同志”,不是“女性同志”,是革命视角的忽略性其余(或可视为“逃避性别”的)泛概念称谓,具强力而无性别美,更多强调的是“英雄”的政治属性,而非性别特征。“性别”被政治忽略,“女性”在此被异化成超性其余“缄默的她者”。
对此,孟悦、戴锦华在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中亦有所指出。她们认为,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的妇女解放运动使妇女浮出了“历史地表”,但五四所开创的女性解放,以后却迷失于男性化的民族国家主体的追求中,女性意识遭到了放逐。到了解放区及建国后,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根本的改变,但以隶属民族主体为代价的女性独立,其实是女性意识更为根本的丧失。所以“问世很快的女性的历史,在和民族群体历史进程的歧异、摩擦乃至冲撞中,走完了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循环,那就是以反抗男性社会性别角色始,而以认同中性社会角色终。在这一个终点上,女性必需消亡自己以换取允诺给女性的平等权利。”
因此,这一时期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异化现象实际反应了这一时期男性主体意识的若隐还现,“人类历史是一部充满了男人对女人的非正义和侵占的历史,是以建立对女性的绝对专制为目标的。”这旧有的意识经验为女性设置了一个“暧昧”的性别归属,且安排在一个民族解放和民族强盛的集体话语中“降生”成为大众话语的现实。这么的文学气息甚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部分文学作品中继续氤氲蔓延。
从西线轶事中陶珂到兵车行里的秦月,从高山下的花环中玉秀到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中的周忆严,从天山深处的大兵中的李倩到三角梅中的荔生,再从朱苏进炮群中的叶子到柳建伟突出重围中的江月蓉、方怡……这些小说中的女性几乎概莫能外,成为映衬英雄刚性特质的类型形象。漂亮贤淑是她们必需的外在和内涵,是英雄品质匹配的最好良伴;但她们又不是个性自我的,她们是小说中批量生产的平面符号和修辞要素。
由此可见,新时期这类小说中“女性”百分比的不停增加,女性描写在军旅小说中的日益彰显,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文学对人的基础情感的尊重和对人性的肯定:“这最少在认识层面恢复了文学应有的人性幅度,开始打破思想蒙昧主义所造成的虚伪的禁欲主义。”但和九十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普遍尝试揭示的作为统治形式的性别模式,让性别这一“根本性的权力概念”(凯特・米利特性政治)浮出水面,成为经验现实的创作实况相比,这些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更多地还是徘徊在男性镜像的状态。
美国人类学者盖尔・卢宾(Gayle Rubin)认为:“(原始的)女人的交换”是个有力的要领,它提醒了妇女的隶属地位是社会性别制度造成的,而对妇女的经济压迫则是派生的,第二位的。假如说建国初的军旅小说创作的“女性缺席”更多地表现为在政治狂热的背景下旧文化观的惯性行为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女性无主”倾向则暗示了现代这类小说仍沉湎于全方位的以男性为表象的文化本体――历史、语言、欲望――的文化生态定势中难显突破。在这么的文化生态定势的支配下,女性群体在文本中数量的增加非但动摇不了男性主体的绝对地位;相反的,很多姿态各异――绝大部分被设置为兼具外审美价值和内审美价值的女性形象的加入,不但使得原本被强化得近乎冷峻神圣、近乎匪夷所思的刚性英雄含有了充满柔情、温情的人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