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诗歌朗诵哥诵的不是诗,是寂寞
去年秋天,一个疯狂的哥们儿在古城西安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没有名目,没有场地,也没有经费,更没有“主办、协办、合作媒体”。她就在网上发了一个帖,某某、某某,你们来,我们去广场上诵诗。太远了,我没去。我以后看到活动的照片,多个人立在广场上,打一条幅:“某某某诗歌朗诵会”。行人大多急忙而过,稍有驻足者,大约也视若疯子。
没有固定的场所,没有特定的听众,对着空气朗诵,对着啤酒瓶发疯,对着大街撒尿,曲终人散后,有三俩酒鬼醉卧草丛……这类“非法聚集”我经历过不少。我很喜爱这么的方法,有点返古的味道。中国自古就有“诵”的传统,诗・大雅・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郑玄笺:“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诵,其调和人之性,如清风之养万物然。”看起来很自在,很美好。李太白当年对着杜甫,大声念几句“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大约也是没有听众的吧,至多三五挚友之间,雅集唱和而已。最少不像现在的话剧演员濮存昕那样佯醉佯狂拿腔拿调的。什么时候诗歌朗诵变成了濮老师那个样子的了?听说这是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朗诵艺术”,既然是独立的,那就和诗歌两回事了。诵诗,首先是诗,而不是诵。当诵诗变成了诵,那么由“诵”到“颂”的转变也就轻而易举了。
新诗的朗诵传统渊源不长,白话入诗后,原有的诗体、诗韵全然不在了,传统的“诵”差不多隔绝。新诗大家也曾做过些尝试,比如增加韵律感,押新韵,“戴着脚镣跳舞”,但终究不是新诗所长。朗诵变成面向公众的事情,必需有个广场,有个舞台。以后,新诗以其短小精悍,被“革命”收编,成为街头和广场的艺术。“假如我们不去战斗/敌人用***/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田间:假如我们不去战斗)短短几句,胜过千军万马。新时代的歌手们,如贺敬之、郭小川辈,写的也大多是带着鼓点的、适合朗诵的广场艺术,而非纸上的寂寞。“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当众朗诵这么的东西,不由人不手舞足蹈,激昂、高亢、神经质般地忽然疯掉。濮老师和以其为代表的“朗诵派”,大约也多是今后类诗作中找准调门的吧。
学朗诵出身的北岛将这类朗诵称为“革命读法”,“所谓革命读法,就是把杀鸡宰羊的声音和触电的感觉混在一起”,北老师幽默地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还是个“革命读法”盛行的年代,诗人好像国民发声的机器,“朗诵”永远不缺听众。北岛在回想光荣岁月时,经
常提起她们搞朗诵会的事情。“七九年四月八日,今天xx部举行朗诵会,在玉渊潭公园。我们事先向公安局申请,没回复,就算是默许了。我和芒克、老鄂去勘测地形。林中空地有个土坡,正是舞台。黄锐把床单画成抽象幕布,绷在两树之间。老鄂忙着接蓄电池、放大器和喇叭,像土法爆破。也确实是爆破,炸开个缺口:四九年以来,这么的朗诵会还是头一回。那天大风。听众比估计的少,有四五百人。若从空中看,有三圈不一样的颜色:以听众为中心,灰蓝土绿;然后外国人,花里胡哨;最外圈是警察,刷白……”这种“土法爆破”的威力,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逐步失效了。广场清场,舞台封闭,观众凋零,诗人回到酒桌上。没有听众的诗人是落寞的,“谢谢大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