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杨绛在文革中
  文革期间，钱钟书和杨绛都成了牛鬼蛇神，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剃了阴阳头。那天晚上，她找出女儿钱瑗几年前剪下的两条大辫子，花了一夜时间给自己做了一顶假发，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
那时，钱钟书被分配去打扫大院，杨绛的任务则是清洗厕所。她仔细看过那两间污秽的厕所，然后置备了几件有用的工具，如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条做了一个小拖把，还带些去污粉、肥皂、毛巾之类的东西和大小两个盆，放在厕所里。不出10天，污垢重重的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她还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在任何困苦面前，内心的安宁都能为她撑起一方天。
钱钟书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这一举动立刻遭到了批判。批斗会上，其他人都低着头，只有杨绛跺着脚，激动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金刚怒目的一面，让许多人刮目相看。
10年文革，钱钟书夫妇备受折磨。从干校回来后，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胡乔木曾对这本书下了16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赞赏杨绛文字朴实简白，笔调冷峻，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就这么淡淡地道出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
文章以“我”与老王的交往为线索，回忆了老王的几个生活片段，刻画了一个穷苦卑微但心地善良、老实厚道的“老王”形象，表达了作者一家对老王那样不幸者的关心、同情和尊重。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社会应该以人道主义精神来关心不幸者。
这篇来自杨绛的课文写老王的几个生活片段。老王一辈子很苦。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活命。“文革”期间载客的三轮车被取缔，他的生计就更加窘迫，只能凑合着打发日子。他孤苦伶仃。他住在荒僻的小胡同里，小屋破破烂烂的，眼睛又不好，他的一生凄凉艰难。临死前，还为作者送去了当时极其奢侈的香油与鸡蛋。
老王心好，老实厚道，有良心，关心人。他需要钱，可是他做生意从不多收一分钱，而且非常讲感情，讲仁义，常愿意尽自己的义务，或者少收钱。
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写到“文化大革命”，那是荒唐的动乱的年代。学术权威被认作“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但是，任何邪风对老王都没有丝毫影响。他照样尊重作者夫妇俩。他认准他们是好人，知恩必报，临死也要去谢谢好心人。作者笔下的老王虽然穷苦卑微，但是精神上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他一本做人的道德良心，是极其纯朴的好人。
而作者说她“愧怍”，也体现了杨绛对老王的愧疚，感激，以及尊崇人人平等的观念。也呼吁关怀不幸者。
文章著于1984年。这是一篇回忆性文章，作者记叙了自己从前同老王交往中的几个生活片段。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杨绛夫妇在那个荒唐动乱的特殊年代里受了不少苦，被认为是“反动学术权威”，失去了女婿。但是任何歪风邪气对老王都没有丝毫影响，他照样尊重作者夫妇。由此，与老王的交往深深的印刻在了作者的脑海之中……一般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文革之后都会以自身的不幸去控诉。
同是天涯沦落人，杨绛的散文中闪过时代的影子，使我们在这种大时代下看到了老王的一颗金子般的心。善良别有一番意味，这种意味绝不仅仅是对善良的肯定，它包含着更为复杂的东西。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度过了动乱年代，她在追忆动乱年代遇到的这些善良的人们时更容易忽略苦难，而是看到苦难年代里人性的光辉。资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老王”是杨绛的隐身衣
《老王》，老王身上的品质确可以看成是来自底层的光芒；但杨绛创作本意却未必在这里。那么，隔了这么多年之后，杨绛突然描写这样一个底层的车夫，她的用意何在？她有什么样的隐语和意图？
在杨绛先生的《隐身衣》中。杨先生曾问钱钟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让大家都视而不见，见而不睹。后来，杨绛对隐身衣还有一个解读：“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
习惯于“隐身哲学”的杨绛，在《老王》一文中，也穿上了隐身衣，让别人看不见她。老王不过是杨绛的隐身衣。
《老王》之所以很难读懂，原因在于对“那是一个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的解读。而这恰恰是杨绛给这篇文章所穿上的隐身衣。
“那是一个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
谁是不幸者？
老王自然是不幸的。
物质上艰苦，精神上凄苦。因为是单干户，没有组织，思想上怀有极大的恐惧。这可能是老王最大的不幸。但如此不幸的老王却给了作者一家很多温暖。表现在“三送”上。送冰。送医。送好香油、大鸡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前两次“送”是老王作为车夫这个身份的“送”，是生意上的往来。而后一次“送”，是人情上的往来，是最后的告别。不可不察。老王如此不幸，却又如此善良。
但需要注意，善良的不仅仅是老王，杨绛一家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