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张三夕 2012 年 02月 27日《光明日报》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 2世纪到 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因此,反思这场文明对话的历史脉络,对于总结世界文明对话的历史经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在文明对话的意义上,佛教在汉代与先秦形成的中华本土文明相遇后有几个重要的历史关节值得注意。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佛教的重要术语最初是参照儒家和道家的术语来翻译的,如“涅槃”古译为“无为”,释迦牟尼古译为“能仁”,这显然并不符合印度原文的意思。佛教教义在个别观点上与中华本土文明有相似之处,如报应说,但佛教的基本教义与中华固有文明却有很大不同,许多地方是直接冲突的,如轮回说, 省欲去奢,不近女色,抛弃妻子财货,仁慈乐施,行乞丐等等。如何解决这类因教义不同而出现的文明冲突?占有“中国佛教史上重要一页”(汤用彤)的牟子《理惑论》,为此时的文明对话留下了珍贵的记录。《理惑论》主旨是宣传佛教教义的可靠性以及优越性,但它采用的办法是对话,通过对话来讲道理。牟子在对话中展开佛教优越性的论证,有时不免借鉴或迎合儒、道思想。比如,在回答人们对佛教“人死当复更生”说法的质疑时,牟子一方面用身体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来论证身体可灭,魂神不死; 一方面又引用《老子》功成身退的观点来加以佐证。正是这种基于对话的文明融合的努力使佛教逐步在中国扎下根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 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 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诚如陈寅恪先生所云:“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避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他还极力倡导《涅槃》等大乘经断禁肉食的戒律,影响后世极大,改变了汉代以来僧徒食三净肉的****惯。北周武帝虽欲废斥佛教,也曾集众讨论三教优劣,前后七次,各陈是非。更令群臣讨论道、佛二教的先后、同异等问题,由于司隶大夫甄鸾、沙门道安、僧勔等人据理力争,使得废佛之议暂时中止。这也可以看到涉及宗教争端时文明对话的某种力量。我们曾经说过,翻译是文明对话的主要方式之一,这一点明显体现在佛经的翻译上。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