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何方：李一氓的政治人生
何方：李一氓的政治人生
——《李一氓书法选》序
1984年夏，李一氓在书房查阅资料
著名的老共产党人李一氓同志的家人，携来一部由黄苗子题签的《李一氓书法选》，要我为之作序。这就给我出了个大难题。因为第一，我虽然和一氓同志有过四十年的亲密交往，积累下了深厚友谊，使他成为我今生最要好的一位忘年交，但我一直把他当作恩师，而且由于他的渊博深邃，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我连做他门生的资格都没有。既然如此，作为学生，为老师作品写序，就有些僭越了，这只能使我感到惶恐。第二，一氓同志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书法家，我在这方面却一窍不通，实在是没有资格妄置一词。虽然如此，对于他家人的要求，我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因为谈一点有关一氓同志的情况，既是对我们四十年深厚友情的回忆，也是我对他深切怀念的一点解脱。
而且我也认为，既然是为《李一氓书法选》作序，主要还是应当交代一下书法主人的为人和生平事迹，至于对书法
社的一个发起人，在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后，就代表郭沫若将书亲自送给鲁迅，鲁迅表示感谢和高兴。此后，他又和创造社同仁为鲁迅庆祝生日。鲁迅也请他们吃饭。这样一来，双方的芥蒂也就最后消除了。这些都为此后“左联”的成立和文艺界的团结救亡做了一些奠基性的工作。
1932年，李一氓奉命去江西中央苏区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经过几次反“围剿”的艰苦斗争，随军长征到陕北，又做了几年地方工作如陕西省委宣传部长等。在这期间，他还给毛泽东当过短时期的秘书，又以毛泽东特使的身份回四川成都，去做刘湘的统战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党的委派，协助叶挺、项英组建新四军，任新四军秘书长和党的东南分局秘书长，还特别奉命协调叶、项的关系，被指派充当两人间的“缓冲者”。1941年皖南事变后，李一氓辗转逃出国民党包围圈到苏北，先后任淮海行署、苏北行署主任和苏皖边区政府主席。1947年，他被调任旅大区党委副书记兼大连大学校长。
共和国成立后，李一氓被调来北京，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团长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我就是在这个代表团和一氓同志相识相交的，这也是我们四十年友情的起点。由于美国的阻挠，联合国去不成了，代表团只好在北京待命，住在东城区赵堂子胡同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朱启钤公馆。大家平时除了学****和研究点国际问题外，可
说是无所事事，看书写字各随其便，过了一年半被戏称为神仙般的生活。后来看到去联合国一时无望，中央决定解散代表团，所有人员另行分配。张闻天当了驻苏联大使，带我去做了使馆研究室主任。一氓同志被安排为和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常设机构的简称）代表，出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的中国书记，常驻维也纳。我们虽然天各一方，但有时还通通信，在他路过莫斯科时见过两次面，一起去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看戏。
1955年，我已被调回外交部，得知他代表中国人大参加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各国议员联盟代表会议时，因对“两个中国”问题的处理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评，并被电召回国，住在崇文门内的新侨饭店二楼。他和周的分歧在于，他主张先进入联盟会议会场（这是受到邀请的），再提出驱逐蒋介石政府的代表问题。通过了正好；通不过，即行退出会场，以表明我们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而周恩来的主张则是，先请会议主席提出驱逐蒋方代表，通过后，我代表才进入会场，避免“两个中国”代表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会场的局面。对于这一不同想法和周的批评，我建议他找周进行解释，同时做点自我批评。他却表示坚决不干，还说：我就住在我的二楼，也不想上到三楼去，但谁也不能把我赶到一楼。这确实
反映了他的性格，也是他在回忆录《模糊的荧屏》中所说的“不攀领导”的表现。
人们都知道李一氓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大学问家，其实他也是具有很高水平的政治家。在四十年的交往中，我常听到或看到他对国内外政治的一些精辟见解，对形势发展的一些准确预测。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中所做出的贡献和所起的作用。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当时以中联部常务副部长的身份（部长由姬鹏飞兼任，实际上不管事），主持对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写出名为《讨论稿》的报告供中央参考。由于我是一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所以他也以单独征求意见的方式拉我参加。应该说，这些报告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例如第一份谈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报告，直到现在还是完全站得住的。毛泽东由于他的好战思想和斗争哲学，一直对战争的威胁估计得过分严重，而且越来越严重，直到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提出并执行“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方针，使全国长年处于备战状态，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下降。邓小平执政后，虽然改变了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对外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