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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族的抗战,为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最良好的社会条件;戏剧运动的发展,为推动抗战运动的高涨做出了巨大的独特的贡献。抗战时期整个中国的文学地域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领域,在这三个不同的文学区域中存在不同的文学创作思潮。
一:⑴抗战初期:向“广场戏剧”倾斜。
为适应抗战的需要,抗战戏剧倾向于表现抗战的政治革命需要。广场戏剧成为这个时期最主要的表现形式。⑴打破了舞台与观众之间的“墙”,使观众参与到戏剧中来,整个广场(城市、街头、茶馆)成了一个剧场,演员与观众之间,观众与观众之间都产生了心灵的感应与情感的交流,达到了戏剧的政治教化功能与宣泄功能的统一。⑵话剧艺术民族化的尝试:为适应不同文化层次的老百姓的需要,广场戏剧演出,吸取锣鼓、杂耍、曲艺等民间艺术以民族的音乐曲调,将歌、舞、说、演、唱融为一炉。
⑵敌后根据地:从秧歌剧到新歌剧
秧歌剧的主要特征有:1,内容上反映了解放区的新生活、新气象。解放区的秧歌剧表现解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表现学习文化热情的《夫妻识字》,批判封建婚姻、家庭专制的《回娘家》、《买卖婚姻》,打击封建迷信观念的《算卦》、《神虫》,表现拥军爱民的《牛永贵挂彩》、《红布条》,即是解放区新的社会风气的反应,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新的社会风尚。2,形式上,具有强烈的民间色彩和戏剧气息。秧歌剧是从民间秧歌发展起来的,剧作家也有意识的保留其民间的特点。情节紧张,人物个性鲜明生动,正邪、善恶对比突出,往往以亲人团圆和恶人被处决结尾,符合民众的欣赏趣味。
在群众性秧歌剧大规模创作与演出的基础上,出现了“新歌剧”的创作试验并先后产生了《白毛女》(贺敬之、丁毅执笔)(1945)、《赤叶河》(阮章竞)(1947)、《刘胡兰》(魏风等)(1948)等代表剧作。
⑶40年代末:学潮中的广场活报剧。
广场活报剧的政治性极强,它强调其时事新闻性,具有极强的现场鼓动性,演员与观众融为一体,广场即剧场,演出成为群众性的狂欢。
二:大后方、上海孤岛:“剧场戏剧”再度兴起
⑴历史剧创作的兴盛:
与抗日战争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直接相关,这个时期历史剧创作兴起并繁荣兴旺起来。强烈的时代、现实针对性、高度政治化为其主要特征。郭沫若的《屈原》(1942)、《棠棣之花》(1941)、《虎符》(1942)、《高渐离》(1942)、《孔雀胆》(1942)、《南冠草》(1943),阳翰笙的《天国春秋》(1941),欧阳予倩《忠王李秀成》(1941)、《桃花扇》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剧作。
⑵正面描写知识分子的创作潮流
这些剧作是对现代知识分子在现代文学中正面主人公历史地位的一种确认。代表作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1942)、于伶《长夜行》(1942)、宋之的《祖国在召唤》(1943)、陈白尘《岁寒图》(1945)袁俊《万世师表》(1944)等。
⑶讽刺喜剧的创作呈现繁荣景象
剧作家怀着自觉的历史意识,站在新时代的历史高度,俯视黑暗现实中的社会与人的丑类,以辛辣的嘲弄对待这些苯头苯脑的傻瓜,出现了政治批判性极强的讽刺喜剧。陈白尘的讽刺戏剧创作成就最大。作品有四幕剧《魔窟》(1938)、三幕剧《乱世男女》(1939)独幕剧《未婚夫妻》(1940)三幕剧《秋收》(1940)独幕剧《禁止小便》、五幕剧《结婚进行曲》(1942)三幕剧《岁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