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詩經．秦風．蒹葭》的詩義蠡測
鄭滋斌
一、前言
文學而為經學，是中國文化的一種重要現象。把文學視為經學，是經學家的智慧，然後經學的領域因之而擴闊，研經者可以因文學而豐富生命情調，因文學而提昇人的素質，一種趣味的人生，藝術的人生。經學讓人莊嚴地看待生命，用誠意去建設社會，用熱情去處理社會問題，去整理社會秩序，所以一切舉凡可以把生命的內涵變得充滿意義和光輝的，經學家都用心地把它們放在經學世界裡。歷史典籍如《春秋》、《尚書》，經學家視這人生紀錄作為指導人類社會的重要資料依據。包蘊宇宙人生各個領域的典籍《周易》，經學家拿它來開啟人類處置自我、別人以至於天下的重要依據。紀錄周代多種禮儀的《周禮》、《儀禮》和《禮記》，經學家拿它來檢查自我的身心安放點，與別人的恰當的距離，適度合宜的舉措言談的依據。三百多篇詩歌，紀錄了中央王畿與各地方政治、風俗、民情等內容，經學家也因此拿來研究政治、社會、人生的重要依據，甚至於運用它來從事政治，修身自持。一切典籍到了經學家手中，它們的內容變得更莊嚴、更豐富，它們的勸世作用，教育人生作用愈發隆重。沒有經學家這樣的情懷，許多典籍可能只會按著它們原有的功能呈現。這樣的處理，可能是好的，當然也因此而改變了它的原有性質，從還給原來狀態，不應改變一切的角度看，經學家的舉措又不免為人所詬病了，而《詩經》尤其如此。
三百多篇的詩歌，它們的原來意義何在，就是按照經學家的解釋而出現？還是因經學家的解釋而不能出現？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課題，閱讀《詩經》，要的是詩歌最樸素原始的意思，還是因為經學家而出現的意義？如果最樸素原始的意義並沒有可思可頌的情懷，是否因此便要貶損它的價值？是否因經學家的解釋而讓詩歌意義莊嚴起來，這樣才值得讀者去依從？作品是需要莊嚴地對待，還是簡單直接地對待？這些恐怕都不能有一致的答案，然而在閱讀過程中，一切足以啟動讀者思考的課題，都說明它已經完成它所要扮演的角色，說明它的存在價值，不管它的解釋是莊嚴的，是簡單直接的，是饒富趣味的，還是其他一切一切。
解讀任何一篇《詩經》中的作品，都會踫到以下問題：它的詩旨是甚麼？從《詩經》出現開始，這閱讀思考常常出現，二千多年來，讀者幾乎都為這問題而爭論不已，至於訓詁解釋，藝術手法等等，只能放在其次，甚或是略而不說，更遑論詩的意境了。是的，訓詁解釋、藝術手法、詩境云云，可以為了解詩旨而服務，但又何嘗不可以離開詩旨而存在。尤其藝術手法、詩境兩項，即使對詩旨不甚了了，仍不能削弱讀者對詩歌的愛好，這是藝術與經學的不同處。經學的終極關懷，在於運用材料進行化感教育。藝術所要處理的，是對觀看者引起的感覺，或者從觀看者立場說，是對藝術的感覺，認識深淺，可以影響觀看的感覺，然而不憑認識，純依直覺，已獲得感覺，這感覺可以是朦朧的，不必清晰的；可以是片段的，甚至是零碎的，不必完整的；可以是片刻的，不必是長久的；是***的，不必是群體的；是輕淺的，不必是深沈的。然則語言材料、歷史材料，任何足以有助認識作品的材料一旦出現，當然不能視而不睹，因為這是對理解作品的負責任態度，但不必因未能獲得材料而沮喪，最重要的，卻不能純用主觀判斷，罔顧詩歌已提供的語言材料，這樣的閱讀或解釋，並不可取，甚至可以說，對作品並不負責。研讀《詩經．秦風．蒹葭》，同樣出現以上問題。解家最關心的是詩旨所在，然而都在有限的詩歌語言材料下，各自臆度，這樣處理詩歌，並沒有考慮詩歌這文學體裁，而是以經學家的立場而考慮，或者其他解家為否定經學家的解釋而考慮，這樣對待作品，都不公平。
二、詩旨四說論議
研讀《詩經》，把詩歌帶到莊嚴的生命思考課題上去，是經學家的精神和使命；把國風中的多篇詩歌視為民歌，以為這才是那些詩歌的原來面貌，以至於不顧一切地反對經學家的解釋，是自宋迄今的處理態度。研讀《蒹葭》一詩，同樣有這兩種主要態度，因之而生出幾個意見。
第一個意見認為是詩人諷刺秦襄公未能用周禮。這說法啟自《毛詩》，得到不少學者支持。《毛詩．小序》說：「《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1東漢鄭玄(127 – 200)
《毛詩箋》加以解釋，說：「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2然則毛、鄭兩家是從地理立論，認為秦處周的舊土，理應有周人的尚禮的風教，可惜秦襄公卻不能如是，所以為詩人所刺。
《史記．秦本紀》載秦襄公：「七年（公元前771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為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