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手工业：晋商崛起的摇篮
山西手工业一向很发达。冶矿、丝织、陶瓷、酿造、造毡业等等在历史上赫赫有名。一代晋商的雄起，有其庞杂的历史根源，但终究，仍是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晋商之崛起摇篮，正因其的隽久而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山两手工业很早就开始了，早在商以前就有陶器制作，商时汾阳杏花村一带已有酿酒的遗迹。据《周礼》记载，在周代就有“苦盐，不炼而成。”的记载，苦盐就是出产于运城盐池的盐。唐代的时候运城盐池形成了独特的制盐方法――“垦畦浇晒法”。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历史和盐》中考证出，商贾的“贾”字出自“盐”。就是指盐池或盐池中自然结晶状态的天然盐。他由此推断出，中国的商业起源于盐，最早的中国商人是生活在运城盐池边的晋南人。这也许是最早的晋商记载吧。不过以后盐始终由国家控制，很少有真正的商业买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才有所缓解。
宋元：手工艺促成山西商人发轫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至道二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庆历年间(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宋王朝出藏绢二千余匹，市马于山西奇岚，又诏三司出绢三万匹，市马于山两各州府。其他商品交易，非官市者听其与民交易。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据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元时，太原成为中国最大的葡萄栽种地区，葡萄酒的生产也达到了空前。
平遥
唐五代时期，公元960年正月，在陈桥兵变的赵匡胤皇袍加身，建立宋朝。平息后周节臣李筠、李重进的兵变之后，志在一统的宋太祖开始逐步实现他结束五代乱世、平定天下的宏图伟业。公元969年三月，赵匡胤亲率宋军夺取了山西诸镇，而平遥、太原久攻不下。宋军便采取了打援围城。先火烧平遥，后水灌晋阳等战术。平遥古城毁于宋军火海。
宋朝统一中原后，平遥古城的重建、商业经济的恢复、对手工加工业和手工制造业大量需求，更加速了平遥手工业的发展。到宋代中期，平遥的建筑、制陶、纺织、杂染、服饰、鞋帽、雕刻、纸活等手工业已无所不存。平遥手工业的过盛发展引发了平遥商业对外贸易的时程。
明朝：手工业为晋商提供物质基础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次，山西手工业和加丁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山西背靠蒙古平原，南接中州河南，右连陕西，左屏河北，位处北方蒙古草原单一的游牧经济区域和中原汉族广大农业、手工业区域之间。古代中原汉民族生产和生活使用的耕牛、皮毛，特别是战争使用的军马，主要取之于北方蒙古地区。而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衣、食、日用食品则主要依赖于内地汉民族的农业和手工业。由于山西位于这两个不同经济区域的中间地带，“路当孔道”，所以南北区域的物资交换历来在山西十分活跃。可以看出明代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是明初晋商兴起的一个有利条件。
晋南
受早期晋商文化的影响。在明代，富商集中在山西南部，如明人王士性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清初中部商人逐渐兴盛，南部商人衰败。清康熙时期，富商又集中在平阳府(今临汾市)和汾州府(今汾阳市)。“平汾为山右富殷之乡，百姓颇有积蓄(山西学政刘於义《敬筹晋省积贮疏》，雍正三年从皇清奏议卷二十六)。”平遥、祁县、太谷、汾阳均属汾河流域，且为邻近县份，汾阳工商业的发达肯定影响了祁、太、平三县，商业、手工业起步较早。
明代，山西由于其“拱卫京师屏障”的地理条件，经济的发展受到朝廷的支持。农业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兴修水利，扩大了耧、磙(压低的石磙)、镰刀等新式农具，促进了山西农业的发展。手工业方向，借盐铁之饶和蚕桑之丰，冶铁、丝织业发展较快，在全国13个冶铁所中，山西就占有5所。潞州丝织业在全盛时“登机鸣柱者数千家”(顺治《潞城府志》卷一)，拥有绸机5000余张。其他如制陶、制铜、制革、酿酒等业也较发达。明代的一项重要变革是将源于宋代的“折中制”改为“开中制”。朝廷规定，凡商人为北方边塞驻军运送粮草、给养者，均按一定折换比例发给“盐引”，商人凭“引”到指定的产地领盐、销地售盐。农业、手工业的进步和“开中制”的事实，有力地促进了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