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第十一章  老舍
 
第一节   生平和创作历程(1899---1966)
 
巴金:“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
曹禺:“是中国当代的人杰”。
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朱光潜认为他的小说屈指可数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人。,诞生于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今名小杨家胡同)。父亲舒永寿是清朝保卫皇城的一名护兵(正红旗),阵亡于八百国联军陷京之难。这种身世,使他日后以小胡同中贫民的眼光透视人生,使作品带有深厚的城市庶民性,有助于他平民化和京味风格的形成。
1905年,得到乐善好施的刘大叔(宗月大师)的资助,到一家改良私塾读书。
1913年考入免费供给膳食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后被任命为内城左区方家胡同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任国民学校校长。
“五四”运动的影响。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一运动,但五四给他创造了做作家的条件,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五四’,我不可能变成个作家。”
,又曾任京师公立北郊通俗教育讲演所所长,北京教职员公会小学教员等,报酬较优,有钱有闲,烟,酒,麻雀。
1922年辞职到天津南开学校任中学部国文教员。1922年5月发表处女作《她的失败》。《南开季刊》第2、3期合刊号上,发表短篇小说《小铃儿》。
“二十三,罗成关”,过关之后,加入基督教。抱定为国为民牺牲之念,更名“舍予”。不久,因教会关系,1924年夏,由燕京大学美籍教授艾温士推荐,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讲师。在那里整整住了五年。
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新的生活经历,扩大了他的生活视野,深化了他对于人生的理解。还亲身感受到大英帝国的臣民对于华侨与中国人的偏见与歧视。两者都使他更紧张地思考着灾难深重的祖国前途。对于中外民族生活、心理差异对比的强烈感受,触发了如何改变守旧落后的国民性的思考。虽然远离故土、亲人,精神上反而更贴近了。与此同时,为了提高英语水平,阅读大量西欧名著。它们向他打开了一个比在实际生活所看到的更为宽广的世界,并且以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和现代的艺术形式,给他以精神上的营养。它们与他从小熟悉的中国传统艺术完全不同,也比诞生不久的五四新文学圆熟丰满。这不仅进一步激发起他对文学的兴趣,而且直接唤起了他的创作欲望。
,老舍正式开始文学创作,在三、四年时间里,陆续写成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被人喻为“笑王”。(,致陈逸飞:“你封我为‘笑王’,真是不敢当!依中国逻辑:王必有妃,王必有府,王必有八人大轿,其‘不王’也明矣。”)它们都或隐或显地在中西文化对照比较的背景下,揭发中国社会的弊端,分析国民性格的弱点,探寻理想的国民人格。这些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戏噱过度,幽默失控的缺点,但同时也显露出老舍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一些重要特征:善于以幽默的笔调和喜剧性的手法反映市民社会平凡日常的生活,运用纯熟的北京话,侧重从文化风俗和世态人情方面反映社会现实。
《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在北京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在北京城乡的生活画面中,对于为非作歹的假道学作了嘲讽和揭露,同情备受欺凌的弱小者,于笑谑中展现的仍是生活的悲剧。
《赵》写的是北京大学生的生活,“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鞭挞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在奚落的笑声中,也传出了叹息和忧虑。
《二马》的故事发生在伦敦,但马氏父子仍然是北京味十足的地道中国人。题旨“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对于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的因循苟且的民族心理作了尽情的揶揄,同时有为海外侨胞所受到的民族歧视深感不平”。
1929年夏天,老舍结束了英国教学工作,绕道法、德、意回国。为了筹措旅费,也为了看看南洋,中途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这个岛屿当时还是英殖民地,民族解放浪潮高涨。“东方民族是受着人类所有的压迫;从哪儿想,他都应该革命……一到新加坡,我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
在南洋逗留,愿意是为创作搜集素材。殖民小说“主角多是白人,东方人只是些配角,点缀”,与之相反,准备写一部反映歌颂东方民族披荆斩棘、开发南洋的作品。限于条件,没有实现这个计划。但仍写了长篇童话小说小说《小坡的生日》,写到了中国、马来、印度等东方民族的小孩,“而没有一个白色民族的小孩”,寄寓着“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共同奋斗”的政治理想。它不是老舍重要的作品,但相隔半个世纪,新加坡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以后,当地人士仍赞叹它“深藏在儿童故事中的各种对新社会的真知灼见和准确的预言”,认为这是一部“立意要挖掘出一些重要的南洋华侨与当地社会问题的作品”。
1930年春回国。7月,到济南齐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