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传承中华美德与培育公民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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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仁”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但是，当时社会的主导道德规范，仍然是自周以来形成的“礼”，而不是“仁”。孔子本人的政治主张是“吾从周”，其道德理想是用“克己复礼”改变“礼崩乐坏”的时局，在“仁”与“礼”的关系上，他主张“内仁外礼”。在“礼”的政治价值上，他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之用，和为贵”，能使人际关系和谐是“礼”的最高价值，他认为所有的人都要学礼、懂礼、行礼，否则就不能立足于社会，这就是“不学礼，无以立”，他要求学生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算是一种道德修炼的真功夫。综观孔子以“仁”为中心的道德哲学，他集千年中华道德智慧之大成，是“周人道德之代表”。
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是战国中期的儒学大师。他的“仁政”思想 “民为贵，君为轻，社稷(国家)次之”，为后世“民为邦本”等政治伦理奠定了思想基础。他在哲学上提出了“性善论”，为道德及其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他首创了“五伦”，提出了“四德”：仁、义、礼、智。他将“仁”列为首位，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将“礼”降到第三位，表明周代以“礼”为首的退位。将“智”作为一德，也是对孔子智、仁、勇“三达德”的一种继承。他认为“四德”源于人的“心”，于是提出了“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辱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他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有无“四心”乃人与禽兽之别也。他还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与气节的标准，对于中国人形成独立的意志与人格，对形成中华道德精神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通观春秋战国时期，管子早于孔子百余年，孔子早于孟子百余年，先后经过300余年，完成了对周代以“礼”为核心社会道德的“推陈出新”。从“四维”到“四德”，为后世千年中华伦理道德思想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到了汉代，中华伦理道德进一步系统化。汉代董仲舒提出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只是在孟子“四德”的基础上增加了“信”。可见“信”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生活准则，若世人皆不守信，社会生活就难以维持，以致造成社会混乱。从此，自春秋以来所逐步形成的这五种道德规范，才真正成为被官方认定、推向社会并影响深远的道德规范。
到宋代，有了“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其中再次恢复了管仲提出的“四维”，去掉了“仁”，增加了“孝”与“悌”，将家族道德置于首位。随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经济日益稳定与发展，“家”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的祥和与稳定等功能日益突出，“家”
乃国之基，“家和万事兴”，因此“齐家”，家庭与家族的凝聚也就日益重要。多子女大家庭中的人伦关系，已经不仅需要纵向伦理的“孝”，更需要调整横向伦理的“悌”，有了纵向的“父慈子孝”，又有了横向的“兄友弟恭”，建构一个纵横交错的家庭伦理十字架，就有可能实现“家和万事兴”。“家”是“国”的细胞，只要这个细胞健康而充满生机，整个社会、国家就有可能祥和稳定、发展繁荣，“家固而国宁”，故宋代在“家”与“国”的辩证关系上，突出“孝悌”，并将其置于“忠信”的前面，是一种审时度势的创造。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