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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财产权构造演变的历史评析
近现代大陆法系民法的具体权利制度几乎均可追溯至古罗马法，从中找出其渊源，在我国就民事基本权利制度加紧进行立法的今天，从宏观上探讨罗马法财产权构造体系的形成机制及其演变，对我国财产权利体系的理论和立法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陆法系财产权利构造体系主要涉及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一是所有权与他物权的法律关系；二是物权和债权的法律构造。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必须首先分析罗马法“所有权”的雏形及其发展过程。罗马法“绝对所有权”概念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帝国晚期才出现了与近现代所有权意义最接近的术语“proprietas”，这一术语初步具备了相对完整的个人所有权的定义。确切地讲，罗马法上的所有权概念只是对事实上的个人所有权的一种经验性确认，《民法大全》里也没有关于所有权的完整定义和专门论述。这是因为罗马法上个人所有权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个人与家庭财产的分离。在古罗马早期，不动产由家长统一支配，“家父”是财产权利的惟一主体，其他成员并无独立的财产支配权。同时，古罗马家庭在很长的时间内实际上是与国家相对应的政治单元。因此，家父权并不能体现为民商事主体的财产权，而主要体现的是一种公共秩序。只有在罗马帝国后期，个人通过“特有产”制度取得了独立的财产时，个人对财产的权利才真正表现为一种“个人所有权”。二是万民法规则的扩展。早期罗马与市民法上的所有权主要由罗马城邦市民和贵族享有，外国人并不能享有市民法上的所有权，同时法律规定行省土地与罗马本土土地的转移方式是不同的，这导致了市民法所有权仍是一种身份和特权的象征。只是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自然法思想的充分吸收和万民法规则的建立，罗马人的兴趣才集中于发展和规定那些作为私有财产的抽象的法律关系，从而冲破了特权和身份的藩篱，并最终使万民法和市民法合二为一。个人所有权因而成为私法上超越国界和种族的一种重要权利。
就罗马法上“所有权”与“他物权”而言，自近代以来，通常的说法是先有了所有权的科学界定才有他物权的出现，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所有权是地役权和用益物权大量存在而激励的结果。“proprietas”（所有权）产生于帝国晚期，也是相对于用益物权而使用。可以认为，正是由于役权的出现，才客观上产生了从法律上明确土地所有人地位的要求。古罗马最早产生的役权是耕作地役，各个土地使用者对已分割的土地在使用时仍保留未分割前的状态，当时尚未形成地役权的概念，而认为多个使用人对供役地享有共有权。因此，早期的役权与所有权处于混沌状态，并无明确的界限。当役权不再限于共同使用的特定区域时，役权才独立出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役权在当时并未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而是作为“无形物”被纳入物的范畴，其交易方式几乎都是略式的。由此看出，罗马人是从“物”这一概念出发去拓展财产，他物权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无形物”的法律问题。这种思路必然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他物权既然并非与所有权同属权利范畴，自然“物权”这一概念无法抽象出来；二是所有权的内涵相当模糊，很难形成一种纯粹物权意义上的定义。因为物同时包括“有形物”和“无形物”，所有人在拥有两者的同时，不可能得出所有权是一种“对物的支配权”的结论，而基本上是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