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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究竟有没有“逻辑”
自从西学东渐，西方演绎逻辑传入中国以来，学术界一直存在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疑问。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深入展开，中国古代无逻辑的声音也同时放大。今天选取三题，作为对中国古代无逻辑论的一个回应。
中国文化能不能产生“逻辑”
“内圣外王之道”是儒家或儒学的“终极关怀”，但决不能说成是五千年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更不能认为是不能产生逻辑科学的深层原因。
持中国古代无逻辑论的学者认为：“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是不能产生“逻辑”的深层原因：(一)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由道德与政治结成的价值体系的霸权，与逻辑学的价值中立的本性不相容；(二)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逻辑思维没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我首先想指出的是，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是“内圣外王之道”这个命题能否成立?中国文化已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而“内圣外王之道”的提出仅二千多年；“内圣外王之道”的信奉者主要是儒家学者。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清代学术概论》)学术是文化，文化非仅学术；况且中国学术亦非仅“内圣外王之道”。梁任公之言有以偏概全之嫌；现代学者又将“学术”替换成“文化”，将“学术之全部”替换成“终极关怀”，更失之千里。
我们先来看一下先秦时期的名辩之士，是否受到了“内圣外王之道”这一意识形态的“支配”?
先秦名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刑名、形名、名实。邓析是这一学派的开拓者，以研究刑名、创制“竹刑”名于世；出身贵族却同情庶民，提出“天于人无厚，君于民无厚，父于子无厚，兄于弟无厚”的命题，教民议政、诉讼，将一个秩序井然、“诸侯惮之”的郑国搅得“民口”，终为执政者所杀。消息传到鲁国，孔子拍手称快。邓析不仅不受圣人、君王支配，还要唱反调。
尹文、惠施是名家二期代表。尹文是“形名”专家，认为“名也者，正形者也”，“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根据名所反映的对象，将名分为三类：命物之名、毁誉之名、况谓之名。尹文的形名研究，较邓析的名辩研究，离政治远了。惠施虽然担任过十几年魏相，但是离任之后的形名研究，与“内圣外王之道”完全无涉。他提出的十大名辩命题，如“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渊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等等，全部都是“历物之意”；他无比得意地将这些命题公诸于世，吸引了“天下之辩者”，纷纷亮出“卵有毛”、“犬可以为羊”、“轮不辗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绝”等大量命题，“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正因为惠施专注于以自然对象为内容的名辩研究，庄子批评他“逐万物而不返”。如果说惠施未能超越命题研究上升到逻辑之“道”，肯定不是受到了“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而是受到了“逐万物而不返”这一研究方法的牵累。
名家第三期代表公孙龙，终于超越“历物”，走上了“离形而言名”的逻辑之道。当然，他还不知道“逻辑”为何物，而是从“物”、“实”、“位”、“指”，一路走进逻辑的殿堂。他从“白马”与“马”这两个最相近的“名”起步，途经“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的“离形”概括、对“历物”的超越，一直走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的纯理性阐述。公孙龙虽然没有构建一个完整的逻辑系统，但是他的这些逻辑思想，达到了相当高度；这种纯学术研究，也从未受到“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因为他乐于从事这份“正名实而化天下”的工作。他的“化天下”，不是用“内圣外王之道”教化天下，而是与今天的逻辑学家用西方的演绎逻辑教化中国人一样，通过“白马非马”这样的“正名实”工作去教化天下人的逻辑思维。
遗憾的是，今人能理解逻辑学教授们的用心，却不能理解公孙龙的苦心。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名辩思潮的批判》中对公孙龙作了这样一个评判：“公孙龙的诡辞差不多全部是观念游戏”，“毫无疑问，公孙龙是位帮闲者。……在上层的卵翼之下提出他的一些诡辞来，当然不能认为是前进态度的烟幕，而是应该认为反动言论的掩饰的。”“故如公孙龙之流，我们不能认为是毫无政治意义的逻辑思想家，假如我们忽略了他的诡辞的社会意义，那我们便是受了他的蒙蔽。”(人民出版社1954年6月第1版)郭的观点，也影响了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的作者，定性为“扮演着名辩思潮里堕落方面的脚色”。(第一卷第440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版)一个连事物形态都要被抽去仅作纯理论研究的古代学者，硬是被当代学者拉上政治舞台横加批判。对待古人，难道就不需要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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