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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事件传播管理论文
媒介事件是大众传媒的狂欢节，是中心价值观与集体记忆的聚焦。在《媒介事件》(MediaEvents)一书中，丹尼尔·o戴扬与伊莱休·卡茨将媒介事件区别于一般报道的特征归结为，它们打破了我们生活和一般报道的常规，所有的报道都从预定的节目安排中转向重大事件，并用一种极为戏剧化的方式表明将要发生事件的重要性(1)。作者将人类学中有关仪式的理论引入到对大众传媒的过程研究中，延续了涂尔干以来的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将社会过程视为冲突的消解与平衡的达成，对媒介事件的分析为结构-功能论在现代社会中的体现作了一个注脚。由此，媒介事件的主要功能被归结为社会整合："这些报道以激动人心的集体方式整合了社会，并重新唤起人们对社会与合法权威的忠诚。"具体来说，这种整合作用体现为以下方面：一、媒介事件提醒我们什么应当被记住；二、媒介事件具有内在的解放功能和转换功能；三、媒介事件成为颇具魅力的集体行动，维护已建立的权威(2)。
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对大众媒介整合功能的态度过于乐观，因为，一方面，在媒介事件中，各种媒体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遵循着不同的话语模式，释放出不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受众并非消极地接受媒介所传达的讯息，他们试图进入公共空间，展现个人的政治性存在。因此，要考察媒介事件中社会整合的状况，有必要倾听来自公共领域的各种声音。只有辨析公共领域当中的碰撞、融合与隔阂，才能对媒介事件的社会功能做出全面的评价。
汉娜·阿兰特曾说，"公共"一词表明了世界本身，公共领域就像一张桌子放在那些坐在它周围的人群之中，在把人类联系起来的同时，又将其分隔开来(3)。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理论框架考察公共领域的起源与发展。他并没有给公共领域下明确的定义，在他看来，公共性是公共领域的核心因素。"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4）作为理想形态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始终以普遍开放性作为基本原则。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历史考察与理想形态的设定，为日益勃兴的大众传播研究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支点。一方面，这不是因为"他的研究能提供了一个可以实现或模仿的模式，而是因为他的研究的确提出了公众文化可发挥作用的诸项原则"(5)。另一方面，这种对话有助于克服由过分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受众或技术因素中的某一方面，而忽视大众传播作为社会实践本身及其与公共或个人领域内其他各项实践的关系所带来的偏执与狭隘。就媒介事件与公众舆论的关系而言，戴扬与卡茨指出，"媒介事件集中了大众舆论并激发关于某一给定问题或一系列问题的辩论……"，"某些事件使公共舆论中潜在的趋势具体化，使过去不明确或处于休眠状态的意图表达出来。"(6)正因如此，对媒介事件的分析为我们体察公共领域的状况提供了极佳的操作对象。
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9月11日8点45分，纽约世贸大厦遭到恐怖主义袭击，与此同时，一系列的媒介事件在全世界发生。九一一事件引发的媒介反应具有典型的媒介事件的特征：它具有极大的震撼力，拥有世界史上最多的观众人数；事件本身标志着全球政治史上的转折点(7)；干扰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成为社会的聚集点。本文将以九一一事件在中国所引发的媒介事件为案例，分析事件中我国公共领域显现的话语模式，从而凸显出公共领域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反思。
平稳与喧嚣：中国传媒的主流与边缘
九一一事件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以血腥悲剧的代价，再一次敦促人们正视恐怖主义这个现代的基本现象(8)。在中国，事件发生10分钟后，新浪网就在全国率先以快讯的形式报道了此次恐怖袭击事件，标题是：《一架飞机撞上纽约世界贸易中心》(9)；接着，全国各大媒体都大力报道九一一事件的进展，九一一成为人们的中心话题。进入公共领域，我们不难发现，主流媒体与网络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是平稳与沉着的，另一方却充满喧嚣与激荡。
先让我们看看《人民日报》的主要报道。《人民日报》在2001年9月12日第一版以"美国纽约华盛顿受到严重袭击"为题报道了袭击事件，并在显要位置刊发国家领袖与外交部门的基本态度：
"主席致电布什总统就美一些地方受到严重袭击，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布什总统并通过布什总统，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对死难者家属表示哀悼。"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美国纽约和华盛顿地区一些地方9月11日受到严重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们对些深感震惊；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