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第三讲不同时代的不同语法范式对语法化的影响
¾ 结构助词的兴替和“的”的语法化历程
引言
本章尝试证明,虽然结构助词“的(底)”与其前的“之”、“者”在功能上有相同之处,但是它们之间并没有渊源关系,“的”是在特殊的句法环境中,通过语法化,由其原来的指示代词或疑问代词用法独立发展出来的。“的”的用法与其前结构助词有本质上的差别。由于唐朝中期,“数+量+名”成了占优势的数量表达,由此而来的类推效应要求一般的修饰语与其中心语之间也有类似于量词的语法标记,而指代性质的“底”因其句法和语义上的相宜性而被虚化为一个助词来充当这一语法标记。
结构助词的交替是古汉语向近代汉语转化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大事,它直接影响到现代汉语语法特点的形成。“之”和“者”是古汉语中两个最活跃的助词,其功能被大约产生于 9 世纪左右的新结构助词“底(的)”唐宋时期作“底”,元明以后的文献则为“的”,本世纪初语言规范化的学者又规定状语位置上的统一写为“地”,为了行文的方便,本章的一般讨论则只用“的”来表示。
逐渐替代。这一替代过程到 15 世纪最后完成。前后期的结构助词既有相似的地方,又存在着本质差别。这种转变究竟是“之”或者“者”蜕变成了“底”呢,还是“底”在特殊的句法环境中经过语法化而独立发展出来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语言演化观。以前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大都着眼于寻求前后结构助词之间语法功能或者语音特征上的联系,试图证明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本章则认为,由于当时语言结构的变化,修饰语和中心语之间普遍要求一个语法标记来联系它们;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底”在特定的句法环境中,由其原来的指代用法独立发展出一个结构助词。
关于结构助词演变的各种探讨
结构助词的演变问题一直是汉语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下面我们简单看一下几种有代表性的分析。
(一)“底”源于“者”说。吕叔湘(1943 年)提出,语中和语尾的“底”都是来自“者”。理由主要为,“者”后来不仅发展出可以紧跟名词之后表领有的用法,如“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将吏”(《史记·陈丞相世家》),而且也兼有“之”的连接修饰语和名词中心语的用法,如“麦地占他家,竹园皆我者”(寒山子诗)。可是王力(1958 年)认为,吕的解释无论从音韵关系上,还是从语法功
能上,都有困难最近袁毓林在《“者”的语法功能及其历史演变》中也提出,从语法功能上看,“底”很可能来自“者”,文见《中国社会科学》1997 年第 3 期。
。
(二)“底”源于“之”说。王力(1958 年) 从音韵上说明,“底”是从“之”变来的。“之”的上古音是¦Ǐ«,后来在文言中的演变成¦Ǐ«®tþǏ«®tþi®t§;在白话里的演变应该是¦Ǐ«®ti«®ti。这样就造成一对骈词(doublet),“之”与“底”并存。“之”在文言和白话里的两种语音形式,各自发展出不同的语法。梅祖麟(1988 年)从语法功能方面进一步发展了王力的观点。梅的主要论据为,由于受汉代“名+数+量”格式变为“数+量+名”的影响,先秦的“S+V+O 者”就变成“VO 者+S”(如“定殷者将吏”)。此后又出现了
“V 者 O”、“N 者 O”两种格式。在这三种格式中,“之”和“者”的功能相等。由此,“之”在白话里变为“底”后,受“者”的语末语法的沾染,“底”字也逐渐能用在语末。梅实际上是综合了王和吕两家的观点。
我们认为,上述分析至少会遇到以下三个问题。首先,根据李讷、石毓智(1998b年)的考察,“名+数+量”向“数+量+名”的语序变化,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虽然始于汉魏,直到唐代的变文中旧格式仍占优势,甚至到《朱子语类》时旧格式仍占一定的比例,新格式完全取代旧格式是元明之际的事。但是,结构助词“底”已常见于唐末五代的文献中,“ VO 者+S”的语序已见于汉代,由此说,
“S+VO 者”变成“ VO 者+S”是受数量结构语序变化的影响,从发展顺序上就
说不通。其次,根据我们对《祖堂集》和《朱子语类》的调查,所谓先秦的“ S
+VO 者”仍可见到,然而“ VO 者+S”则没有发现一例。前者的例子如:
(1)有人问话者出来。(祖堂集·福先招庆和尚)
(2)朋友乍见先生者,先生每曰:“若要来此,先看熹所解书也。”(朱子语类·总训门人)
(3)学者轻俊者不美,朴厚者好。(同上)
由此可见,汉语史上可能就根本不存在梅所说的语序变化。最后,“VO者+S”结构的用例极为罕见,根据我们对中古时期与口语比较切近的《世说新语》、《祖堂集》、《朱子语类》等的调查,不见一例。很难理解这种仅限于个别文献的偶见用法,具有能使“之”和“者”混同起来的力量,然后由来自“之”的“底”来取代“者”的用法。总之,说“底”来自“之”的理由很难令人信服。
(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