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综述
在我国的中外历史比较研究中，投入力量最多，取得成果最丰硕的，当推近代中日比较研究。在全面介绍相关研究成果之前，有必要先简要回顾一下此项研究的历程。
早在1861年，冯桂芬就将当时中日走向世界的被动性与主动性作了比较，感叹日本“熹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光绪十年豫章刻本，页43。）。郭嵩春担任驻外公使期间，注意到“日本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且学****的是西方的立法和财政等“创制”，抓住了 “立国之本”，而中国只知西洋船坚炮利，这使他产生了“寝室积薪”之忧。（注: 郭嵩春：《伦敦致李伯相》，《养知书屋文集》卷11,光绪十八年刻本, 页4；《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909页。）经历了洋务新政而又对明治维新有所了解的王韬、薛福成、郑观应、李鸿章等人，也在诸多方面对中日两国进行了比较。甲午战争后，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通过中日比较，认识到明治维新优于洋务新政，决心仿效日本实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也将
其斗争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拟，宣称“中国民党者，即五十年前日本维新之志士也”，反清革命则犹如日本之倒幕运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 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2页；吕万和:《明治维新与中华民族的觉醒》, 《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20世纪初，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切身体会到了中日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差距，他们创办报刊，著书立说，把中日比较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中以戴季陶于1928年发表的《日本论》（注：海南出版社 1994年版。）和郭沫若于1935年发表的《中日文化的交流》（注：《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6-72页。）最有影响。《日本论》辨析日本民族的特性，比较中日文化与社会的异同，从政治理念、宗教意识和个人修养等方面探究日本比中国进步的原因。《中日文化的交流》主要分析和比较近代以来中日在接受外来文化问题上的差异，由此考察两国在面对近代大变局时的成败得失。他们的研究已不再是具体事项的简单罗列和对比，而是在探索表象后面的深层次问题。他们采用的比较方法和分析视角，对于后来的近代中日比较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广泛展开，日本近代史研究也开始起步，但在很长时间内，近代中日比较研究并未进入学界绝大多数人的视野，因而直到“文革”结束，仅有一篇相关论文（注:
黄逸峰、姜铎：《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发展上的比较》, 《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近代化（或称早期现代化）研究成为学科创新的重要方向，与之密切相关的近代中日比较更引起许多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与此同时，国外著名学者关于近代中日比较的论著，也通过学术交流和译介而广为国内学者所了解。在这样的氛围与条件下，近代中日比较研究得以全面展开。据笔者统计，到2000年为止，发表的专题论文约有150多篇，学术专著有 8部。从总体情况看，比较的时间范围一般集中于19世纪下半叶，内容相当广泛，涉及两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重要人物等诸多方面。笔者不揣博陋，选择有代表性的著述，对上述各个方面的研究概况加以总结。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政治
中日两国的近代都是充满激烈政治斗争并发生政治大变革的时代，但两国的政治领域因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特色，并深刻影响了各自的近代化历程。因而，在近代中日比较研究中, 政治问题自然占有较大的比重。
关于近代前的政治制度。这是重视历史连续性的研究者颇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强调中日在政治权力集中程度上的巨大差异，认为这对两国近代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地主阶级革新派、洋务派乃至于维新派如果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都很难有所作为，低层次改革也很难为高层次改革创造充足的条件；而日本半独立的诸藩能够推行同中央政府相抵触的藩政改革，由此进一步加强它们对幕府的半独立地位，当某些藩的下级武士改革派掌握藩政实权后，其所在藩就成为倒幕的根据地，这是日本近代低层次改革迅速推向高层次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注：丁日初、杜恂诚：《十九世纪中日资本主义现代化成败原因》，《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有学者分析了近代以前两国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差异。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末，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则将全国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