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国学研究-高拱《病榻遗言》考论
与赵毅教授商榷之一
 
 
2008年8月初，在河南新郑市召开的明史暨高拱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赵毅教授宣读了他的论文：《<病榻遗言>与高新郑政治权谋》（以下简称赵文）。其后，该文又以同题在《古代文明》2009年第1期上公开发表。赵文宣称：“一般认为，冯保、张居正是被万历皇帝打倒的。这种认识不错，但不够全面，冯保、张居正、戚继光的倒台原因中包含着高新郑政治权谋的因素。”[1]对这一“因素”说，笔者实难苟同。故此，本文拟从高拱《病榻遗言》的撰刻时间、内容真实性、对万历十年以后政局的影响等方面与赵教授进行商榷，就教于赵教授及方家。
一
关于高拱《病榻遗言》的撰刻时间及其同张居正身后罹难的关系问题，赵教授提出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病榻遗言》的撰写时间。高拱这一遗著没有题记或序言，点明完稿成书时间，这就给后人留下了争论空间。赵文认为，“《病榻遗言》是高新郑被驱逐政坛、回籍闲住期间所撰写的政治回忆录，以‘病榻遗言’名其书，又像是临终遗嘱”。[2]赵文把高拱这一遗著定性为“政治回忆录”是没有异议的，但把“病榻遗言”诠释为“临终遗嘱”则是望文生义的误读误解。“病榻遗言”不同于“临终遗嘱”：前者是指病中留下的言词，后者是指临死前嘱托后人留下的言词；“病榻”上的病人不一定就要“临终”，“遗言”也不都是“遗嘱”。高拱将死，卧于病榻，处于昏迷半昏迷状态，绝不可能留下洋洋二万二千余言的“临终遗嘱”，并在其中包含着“政治权谋”，至死不忘报复政敌。
那么，高拱的《病榻遗言》撰写于何时呢？答案是万历元年初在他患病稍愈后不久。是年正月，王大臣闯宫案发，张居正、冯保怨高之恨未消，恐高复起，故借此案杀高。于是冯保派人教唆王大臣诬陷高拱主使行刺，张居正上疏追查
“指使勾引之人”，[3]并派锦衣缇校赶赴新郑高家逮人。高拱闻之大惊，持鸩步庭***，仆人房尧第以手击鸩落地，跪曰：“公死，则天下后世此事将归于公矣，谁为公白者？”[4]由此，高拱“惊怖成疾”，“忧惧不已，遂成痼疾，驯至不起矣。”[5]王世贞也说：“拱欲自经不得”，遂“以惊忧成疾，后稍愈，不复振。”[6]经过王大臣之狱，使高拱深刻认识到，他那位自称“香火盟”的政治密友，心狠手辣，卖友求荣，不仅要夺他首辅之位，而且还要诛他九族，斩草除根。险邪忍狠，何其毒也。当他惊怖略定，病情稍愈之后，便毅然执笔写下这一回忆录，故而命名为《病榻遗言》。该书共四卷：卷一《顾命纪事》，卷二《矛盾原由上》，卷三《矛盾原由下》，卷四《毒害深谋》。最后一卷是记述王大臣一案的，不啻是这一遗著的题记或序言。这一遗著对隆庆六年上半年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过程、人物对话、场景细节回叙得详实清晰，充分说明作者当时头脑清醒，对往事记忆犹新，决非六年之后将死之时所谓“临终遗嘱”所能做到的。
万历元年初，高拱虽由王大臣案“惊怖成疾”，但稍愈之后，并未严重影响其著述活动。如元年撰成《病榻遗言》四卷，并整理成《边略》五卷；二年七月撰成《春秋正旨》一卷；三年五月撰成《问辨录》十卷；四年五月撰成《本语》六卷。四年下半年到五年末，他依据历史资料和亲身经历，又撰成《谗书》和《避谗录》，后失传。六年伊始，病情逐渐加重，抱疴不起，至七月初二日病故。这半年高拱再没有什么著述活动。
其二，《病榻遗言》的刊刻问世。赵文提出：该书刊刻“有极大的可能在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7]这是从此时段内张冯遭难的“政治大背景下”加以论证的，但赵教授并没有举出任何一条有价值的史料作为立论的支撑。这种建立在“可能”之上的推设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那么，这一遗著何时刊刻问世呢？
万历三年六月至六年初，高拱亲自主持刊刻自己的著作，《问辨录》居首，包括十三种著作，共四十二册，册中分卷。因为不是全部著作，无定书名，四库馆臣名之曰“初刻四十二册本”。[8]高拱生前编定的十八种著作没有刊刻完，便病逝了，由此刊刻工作即告中断。高拱无儿无女，临终前夕才确定嗣继为其六弟拣之次子务观[9]。这时务观不过是20多岁的青年学子，加之刚刚过继，对高拱著作及其家务还不甚了解。他不可能也无力承担起继续刊刻高拱著作的任务。这也是刊刻工作中断的重要原因。
高拱殁后二十四年，即万历三十年四月，神宗为高拱平反，赠太师，谥文襄，荫一子尚宝司司丞。嗣子务观承荫。他赴任后，乃敢恳请江夏（武汉）人东宫讲官郭正域为其父撰写墓铭。墓铭写道：
公素好读书，作《问辨录》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语》六卷，《边略》五卷，《纶扉外稿》四卷，《掌铨题稿》三十四卷，《南宫奏牍》四卷，《政府书答》四卷，《纶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集》二卷，《日进直讲》十卷，《献忱集》四卷。[10]
郭氏所列书目，与初刻四十二册本的十三种著作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