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精神生产规律探析
 
 
王圆圆
摘要：为有效解决由资本主义工业化极速发展所造成的异化劳动、社会矛盾突出、民族矛盾升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马克思将精神生产理论的研究重心由哲学领域转向政治经济学领域，他以社会分工与异化劳动为核心关切点，深入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精神生产理论之局限性与资产阶级推行精神生产实践之伪善性。作为社会生产方式之一的精神生产，必然要遵循社会生产的一般性规律;而作为人在精神领域中所从事的特殊生产，它必然要遵循其内在规定的特殊性规律。精神生产所展现出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它必然同时受到双重运动规律制约。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精神生产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面对18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及劳动异化对人的本质的严重扭曲，马克思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武器，深刻揭露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利用“精神生产的劳动性”论断为资产阶级进行辩护的倾向，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阶级实质。他以社会分工为切入点，将精神生产理论与剩余价值学说紧密结合，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生产的所谓“生产性”“价值性”进行严厉批判，由此将精神生产理论研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纵深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已基本告别了“物质短缺”时代，而开始步入“精神渴求”时代。科学研究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归纳总结精神生产规律，对于缓解当前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价值。
一、马克思生产理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精神生产能否创造价值
追溯政治经济学史可知，精神生产这一概念最初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探求财富增值的内生动力，以满足资产阶级日益膨胀的物质需要而提出的。他们立足彼时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背景，以社会发展对科技进步、思想解放的需求为依据而大力推动精神生产理论突破;但由于社会历史局限与阶级立场禁锢，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正确阐释精神生产的立场、内涵、价值与运动规律，致使其理论必然蕴含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的思想鸿沟。马克思以此为理论基础，通过剖析古典政治经济学精神生产理论之局限性、批判资产阶级大力推行精神生产之伪善性，进一步论述了极具科学性与超越性的精神生产理论。
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严厉批判了重商主义“货币是资本之基”观点，革命性地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尺度”[1]科学论断，将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由流通转向生产。他直言劳动才是社会财富积累与资本增殖的源泉，制造业者如手工艺人、工匠等的劳动能够引发财富增长，应属生产性劳动
;但“牧师、律师、医师、文人”等精神生产者中，“就连最尊贵的，亦不能生产什么供日后购买等量劳动之用”，即囿于精神生产本身无法生产更多的价值，仅为非生产性劳动。然而，让·巴蒂斯特·萨依与昂利·施托尔希都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萨依认为斯密对于“社会财富”的定义有所误读，不应将财富等同于仅有保存价值的东西，而应将一切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都视为财富，从根本上批驳了自斯密以来人们所推崇的“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的传统观点。他运用其“生产创造效用”经济学命题分析精神生产，认为精神生产的产品一经生产便即刻被人消费，虽未直接创造物质，但已证明精神生产能够满足社会精神需求、创造社会效用、推动资本增殖，应属于生产性劳动。施托尔希在其“文明论”中直言斯密的错误在于“没有对非物质价值和财富作出应有的区分”;他认为精神生产是“内在财富即文明要素”的生产，而且“人在没有内在财富之前，即在尚未发展其体力、智力和道德力之前，是决不会生产财富的……一国人民愈文明，该国国民财富就愈能增加”[2]。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首位明确且系统提出精神生产理论的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基于第一次科技革命爆发的时代背景，他以“精神生产力论”严肃批判了当时将体力劳动视为唯一生产力的错误观点，精神生产的生产能力与效率数倍于物质生产，更能贡献于社会财富积累;他借牛顿、瓦特等科學家的价值评价提出了“精神生产者价值论”与“精神资本论”，指出“精神生产者的任务在于促进道德、宗教、文化和知识，在于扩大自由权，提高政治制度的完善程度”[3]，因而科学、宗教、艺术、社会制度等都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
”，应通过教育来持续性增加精神资本存量，必将产出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他在“精神生产平衡论”中还指出，尽管精神生产对于社会财富积累、社会发展进步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二者应相互平衡、协调发展，切不可偏废其一。[4]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相关论述，是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重要思想源流，尽管这种“继承”本质上是以一种批判式的变革与超越式的创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