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专家观点: 恢复草原植被; 治理沙漠化; 修复草原生态;草原区划依靠大自然的力量来修复草原中研究员蒋高明在沙尘暴的治理方面,应当停止在草原上造林和飞播种草的做法,大面积的退化草地可借助自然力恢复。植树如果不考虑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盲目地认为只有种树才能使环境改善,就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相反还会加重沙漠化进程。早20世纪 60年代著名地理学家黄秉维院士就非常形象地将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树比喻成“抽水机”,因此他不主张在草地上大量种树。飞播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其一,草原地区土壤库中含有大量的种子以及各类繁殖体,只是没有萌发或即使萌发没有生长的机会。因此,飞播只是解决了草地恢复中的一个很小的次要矛盾。其二,飞播带来了大量外来种,一些有毒的物种如醉马草就很容易混到羊柴的种子中飞到优质的草原中。大部分物种不是这个地区生长的,却因借助人的力量扩大了分布的地盘。这在短期内可能我们看不到它的危害,但从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看,则是不利的事情。其三,经济上不合算。因此,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生态上来看,飞播都是不合算的,甚至是有害的。在那些治理难的“硬骨头”地区,最好的办法是“人退”,减少人为的压力,让自然去修复。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工业化的国家,也最早尝到了生态破坏的苦果。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把历史上由于采矿(主要是采煤)而造成的废弃地恢复成了自然生态系统,并进一步规划成为世界上著名的乡村景观。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利用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的过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围封,就是在保证土壤不损失的前提下,保证种子、孢子、果实、萌生根和萌生苗等各类繁殖体能够“安家落户”并得以自然繁衍。利用自然力恢复成功的例子其实很多,例如 1991~1999 年的 8年中,北京延庆山区搬迁人口 435 6 户,山区人口由原来的近 6万人减少到 3万人,从而极大地缓解了山区森林的压力,林木覆盖率由原来的 30% 达到了目前的 70% 以上。香港嘉道里有一片山地, 因为农业活动停止了,在 40年的时间里自然恢复,形成了郁郁葱葱的森林。在浑善达克沙地,我们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巴音胡舒噶查进行的 4万亩的围封实验,滩地上的草本植物第 1年就实现了全面恢复,植被覆盖度为 100% ,草层高度当年达 80厘米以上,产草量 820 斤/亩/鲜重;第 2年的草层高度就达 3 米,产草量 5300 斤/亩/鲜重,自然萌发的 2年生榆树苗达 321 棵/平方米,据当地牧民讲已经全面恢复到了上世纪 60年代的水平;第 米的赖草。在群落演替上,植物种类由当年的地榆、委陵菜、沙葱、冷蒿等杂类草,向优质的无芒雀麦、羊草、赖草、冰草等禾本科草原发展。这是任何人工的力量难以实现的。而在治理前,这里却是牧民们分不出去的碱滩。再如, 在赤峰市巴林右旗的赛罕乌拉生物圈保护区的 10000 多亩的核心区,搬迁出 100 个定居的放牧点后,也是在 1年内将原来的裸沙实现了全面自然恢复。这些例子有力地显示利用自然力恢复生态系统是最直接、最经济、最有效、风险最小的途径,不应被人们所忽视。在花费大量的金钱治理目前的退化草地过程中,如果采取的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而不考虑到人在退化生态系统中本身的破坏因素,而不让当地的老百姓参与并获得利益,那么治理也不可能成功,相反会白白延误了自然恢复的宝贵时间。因为,“无为而治”也还是符合自然法则的。要警惕那些打着“生态治理”而搞的所谓生态建设工程,进行“生态破坏”做法,尽管人们可能是无意识这样做的。应该对草原进行功能区规划中国林业科学院院士王涛很高兴草原方面已经有了中国草原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个战略非常重要,希望草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能尽快变成国家的决策,同时希望加强草原的行政管理职能,以解决占我国 40%国土面积的草原的有效管理、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等一系列的问题。在资源法制建设中,规划非常重要。实际上在所有的资源法中,规划是基础,要把草原资源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必须加强草原规划的法律地位。《草原法》中明确规定草原的总体规划,但是为了保证规划的实施,不但要有整体规划,还要有部门规划,此外还要有不同地区的规划,这些规划互相衔接、互相配合,才能为草原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建议在规划的基础上进行草原的功能区划。目前,草原的开发利用中,该保护的地方没有保护,不该放牧的地方却放牧了,不该开垦的地方却开垦成了农田,关键就是没有草原功能区区划。草原不等于牧场,不是所有的草原都可以放牧,因此要对草原进行功能区划,在功能区划的基础上加大对草原的保护力度,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在草原的保护与利用中不仅应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合作,而且要加强科技界的合作。 21世纪主要是学科间高度综合、高度整合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