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陈力丹: 2014 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 2014 年的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功利性研究文章较为强势,基础理论研究不够; 对现实各种传播新现象的关注很多, 表现出对传播形势变化的焦虑。有些研究层次有所提升, 许多旧的话题或通过新学术概念的引入,或通过新研究思路、方法的运用,或通过新材料的发掘, 获得新的阐释或得到深化, 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也有所开拓。本文重点回顾这年我国新闻学、传播学、新闻传播史三个领域研究的情况。一、新闻学研究这年的新闻学研究,特别是理论研究,提出的新问题不多。“新闻专业主义”的话题在这年得到了新的阐释,有多篇论文延续了社会建构的思路, 避免了围绕概念做文章的窠臼。还有多篇关于新闻从业者的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 反映出我国媒体市场化改革和新媒体技术对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和职业道路带来的影响。在新闻实务研究方面, “媒体融合”作为显性话题在年内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有学者注意到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生产的变化,从个案研究提炼出的概念颇富启发性。这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继续保持平稳发展的态势****宣传观的研究开始凸显。在新闻法治与道德方面,由于年内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接连四次通报新闻传播业界的系列***案例, 引发学界和业界对此的反思。版权问题在年内亦是引人关注的焦点,新技术的应用给媒体版权保护提出的新挑战。 1 新闻理论研究这年有两篇宏观层面的研究文章值得关注。其中一篇以系统论方法分析了过去 30 多年中国新闻系统或新闻领域的结构变迁历程。作者研究发现,我国媒介形态结构从“三足鼎立”演变为“四足鼎立”;“一元”职业传播主体演变为“三元”公共化传播主体(即职业新闻传播主体、民众个体传播主体与非职业非个人的传播主体); 收受主体结构亦出现分化: 从一体化的大众到大众、分众、个体的共存; 传播内容结构则由政治、经济为核心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传播收受关系”也从主客体关系逐渐向主体间关系转变。另一篇从奥裔美国现象学社会学家许茨( Alfred Schultz )的“社会世界”理论出发,尝试回答“新闻何以使现代性成为可能”。作者认为, 作为“现代文化形式”的新闻, 主要描绘“共同世界”的及时变化,并“重构了周遭、前人和共同三个世界的关系”; 由于“社会世界”不断更新,“共有的现实”持续扩大, 人类才得以根据当下和自身安排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新闻促进了人的现代转型。” 2 新闻专业主义研究自从陆晔和潘忠党于 2002 年发表《成名的想象: 中国社会转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一文以来, 学界和业界有关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和研究成果很多。 2014 KI 上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关键词文章有 220 余篇;年内《国际新闻界》第 6 期和《新闻记者》第8 期各有一组专题讨论。但绝大多数论文还是在围绕概念和现状做文章。对此, 有研究者试图接续陆晔和潘忠党的社会建构思路, 引入“边界工作”( boundary-work )的视角,探讨在面对新闻业内的争议(如发生新闻敲诈等有损新闻职业伦理的行为) 与面对外部挑战(如新媒体)时, 新闻记者如何使用新闻专业主义话语来维护传统新闻业的权威,重塑新闻人对新闻专业范式的信仰。所谓的“边界工作”,主要是指区分“我群”与“他者”(包括群体内的他者和群体外的他者)。文章认为, “边界工作”这一概念的引入,既有理论整合的重要性,又极具现实意义。具体来说, 一方面, 它比“范式修补”( paradigm repair ) 的涵盖面更广, 不仅包括范式的修补, 还包含了范式的强调、维护和调整,从而能在经验上反映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实践在新时期的变化。另一方, 在现今社交媒体时代, 新闻界“内政外交”的边界工作也变得更加频繁, “边界工作”的概念也就有更多的“用武之地”。也有研究者尝试引入“反思性实践”( reflexive practice )来探究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的生成。所谓“反思性实践”, 指的是“职业行动者的个体持续不断地将抽象原则置于具体语境中的反思性实践的过程。”作者以记者对“邓玉娇事件”报道的反思性言论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来考察新闻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接受和实践, 发现新闻人此次话语实践所具有的反思性特征与记者在报道中的经历、个体的专业自觉和特定互动空间的集体层面反思这三个因素有关。作者认为, 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哪些因素构成或阻碍新闻业的自洽逻辑的阐述。另外, 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分析的路径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历史和权力分析。作者将专业主义作为“一种要求行业独立的政治诉求”来分析, 并把它放置回19 世纪晚期兴起时的美国这一特定历史环境, 考察社会条件的变化如何促成了新闻界" 以专业促独立" 的意识形态。作者认为, “作为资本化身的媒体机构, 篡夺了作为职业化身的新闻记者要求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