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爱因斯坦：个人的观察与接触
　　评：今年是爱因斯坦“奇迹年”的百年纪念，您能否谈一下您所了解的这位科学巨人的情况？
　　杨：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对爱因斯坦钦佩不已。1949年，我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一年后，应邀前往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而爱因斯坦自1933年以来就在那里当教授。1949年爱因斯坦已经70岁了，虽然退休，他依然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并且每天步行前往，他不驾车。他在普林斯顿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直到1955年去世。当时，高等研究院有大约30多名博士后，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大家都深深地尊敬和崇拜爱因斯坦，但是我们也认为不应该打搅他；况且他的兴趣是在被称作统一场论的方向上，而我们没有一个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当时主要是从事现在被称作核物理的研究。1930年以后，尤其是受到世界大战的影响，核物理成为一个新领域，人们显然非常需要了解核子的结构。因而，我们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介入了核物理的领域，而这个领域与爱因斯坦的兴趣所在相距甚远。所以我们没有主动找他谈过。但是就在那个时候，爱因斯坦完成了《相对论的意义》的新附录。此书篇幅不大，之前已经被多次出版过，此时他又增加了一个附录。因此，他找到当时担任研究院院长的奥本海默，说自己对于统一场理论有了一些新想法，他把这些想法写在了新的附录中，并希望就此做一个演讲。奥本海默当然很高兴。但是他马上就遇到一个难题，因为一些不在高等研究院工作的物理学家也一定希望出席这个讲座，所以他必须公开发布这一信息；但是他知道，一旦透露这个消息，上百个媒体记者就会蜂拥而至。所以，他把这些记者召集在一起，说：“好吧，我允许你们来。但是你们只能有五分钟拍照的时间，然后你们必须离开讲演厅。” 最后就是这样安排的。我记得爱因斯坦在研究院的一间小教室做了三个系列讲座。当时研究院很小，现在也小，不过当时更小。那个讲演厅里有，我想，大约有十五排，每排大约有八个座位。大部分听众是研究院的物理学家，大约有三、四十个人，还有几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人。爱因斯坦总是穿着一件毛衣，他是个不太在意穿着的人，讲话速度非常慢。我不知道他的健康是不是有问题。他能够步行到研究所，单程大约两公里。但是要知道几年后他就去世了。所以，当时他的健康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我不太清楚。应该说，他的讲座不是很成功，因为他想做的是改变广义相对论中引力场方程的矩阵，这是个最终被证明是个很难有收获的方向。演讲中他使用了很多德文术语，所以他的讲座对我来说也很难懂。但是听众中有能讲德文的人，尤其是巴格曼（Valentine Bargmann），他就给爱因斯坦当翻译。
　　评：您同爱因斯坦有无个人的接触？
　　杨：我想，那是在1952年，我同爱因斯坦有过一次更近距离的接触。李政道和我当时发表了关于相变的两篇论文。相变是物理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是指类似于水转变成蒸汽或者冰转变成水这类事情。李政道和我在这个领域有一些很好的结果。爱因斯坦注意到了，而相变也是他最喜爱的领域之一。他对经典物理学的研究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统计力学，其中包含相变理论；另一个是电磁学。他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总之，他看到我们的论文很感兴趣，所以他让当时的助理考夫曼（Bruria Kaufman）过来，找我去跟他谈谈。所以我就去了。我跟他谈话的时间应该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