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春秋战国时期(周秦之际) ,学者辈出,各着书立说,欲以改制救世。学者不止一人,流派不止一家, 着书不止一种, 故称之为“诸子”, 又谓子“诸子百家”, 又谓之“百家争鸣”。官失其守,学术分裂,由天子而诸侯、而私学,乃百家之背景也。《庄子· 天下篇》言“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是乃历史与学术之势必所然也。后又以“诸子”名学术思想之一大部类, 进而以之名古书部类之一种, 至四部分类而定型。子、夫子者, 本以称卿大夫。故章炳麟有所谓“子犹今言老爷”之说。自孔子始, 渐变为弟子称师之词也。加氏以别之, 曰某子。诸子之书, 多非自着, 乃弟子后学记述成书; 即出自着, 亦本为单篇,由后人编纂成书。古昔着书,意在笔先,又非有意为之,故着书之初本无名, 弟子后人取首简文字以命篇;积篇成帙,亦不另题书名,而以某子称之。吕思勉曰: “先秦诸子之学,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兴起者也。其在前此,旁薄郁积,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时势,乃如水焉,众派争流;如卉焉,奇花怒放耳。积之久,泄之烈者,其力必伟,而影响于人必深。”(《先秦学术概论》,页 4) 根据吕氏的总结,先秦百家的兴起有二个原因:一谓出于王官之一守,官、师分离,故“诸子皆出于王官”。二曰出自救时之弊。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兴起是经济、社会、政治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对政治社会进行变革的内在要求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应付挑战的结果。如《汉志》所谓: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衰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百家争鸣诸子蜂起七国争雄,天下纷扰,各国皆千方百计谋求富国强兵之策。社会的变革使文化走向民间,游说之士面对剧烈动荡的社会,莫不以匡君救世为己任,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或游说列国,干谒君主;或课徒讲学,着书立说;或放浪形骸,以批判的形式表达对世俗的关注;或辅政秉国,以求治世。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除孔学儒家外,还有墨、道、法、阴阳、名诸家。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 大多具有独立思考的学风,绝不苟同别人的见解,做到了思想上的大解放。所谓“百家”,只是对当时学派众多的现象的一种概括。在众多学派中,比较重要的也只有儒、墨、道、法、阴阳等数家。先秦诸子百家之说,当时前后有数篇文献已论述之。一曰《庄子·天下篇》, 一曰《荀子·非十二子》;至于文中间论及此者,所在多有。总结性的论述最早出现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乃迁之父司马谈所撰。柳诒征谓:“庄子泛称百家(益案:《天下篇》有‘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而未指称某氏之学为某家;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遂有法家、名家、道家之名。”司马谈总分在他之前共几个世纪的“百家”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或六大学派)。冯友兰以为,司马谈是后来对“百家”试行分类的第一人,是。此后《汉志》承向歆之说,益以纵横、杂、农、小说,为诸子十家,去小说家, 又谓之九流,总称“九流十家”,而各溯其所出(益案:向、歆父子溯其源流,是主要贡献,见前文论“诸子出于王官”)。实际上,吕思勉认为,《汉志》之“数术”、“方技”、“兵书”三略,亦可称为先秦诸子之一,故实可概算为十二家,即再益以兵、医二家也。《庄子·天下篇》之六派:一墨翟、禽滑厘;二宋钘、尹文;三彭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