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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的“工厂”
本报记者刘韧
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前身是北京大学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研究室,始建于1977年9月,1983年正式成立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现任所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著名计算机专家王选教授,副所长是刘秋云教授。
1995年与北大方正集团公司联合成立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现由王选教授担任院长,刘秋云、肖建国、阳振坤教授和邹维副教授任副院长。方正技术研究院负责方正集团的技术发展研究和新产品的研制开发,同时承担着部分基础研究工作,为公司的长远发展积累技术资源和人才资源,成为方正集团的科研开发基地。
目前所(院)内建有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点和博士后流动工作站,以本所为依托建有文字信息处理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电子出版新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下设报业管理、文字与图形处理、数字媒体、金融信息技术、指纹技术、照排技术等6个研究所,以及彩色系统、地理信息、办公自动化、出版社管理等多个研究室。全所(院)现有工作人员460余人,其中副高级职称以上人员25 人,博士22人,硕士180余人。总建筑面积近10000平米,各种仪器设备900余台套。
方正最早的报纸排版软件NPM,作者只有两个人,主持开发的是方正研究院现任常务副院长肖建国。NPM在1988年一经推出即被全国半数以上的报纸采用,出尽风头,时至今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部分版面还在使用NPM排版。
1988年能在DOS平台上写出“所见即所得”的图文混排系统,足以证明肖建是大师级的,而且,NPM为方正所创造的利润也不亚于后来出名的任何著名程序员的成名之作,但肖建国并没有出名,也没找哪家报纸谈过自己的程序人生,而是继续埋头苦干,于1993年主持开发完成了方正彩色出版系统,在方正黑白排版市场萎缩之际,为方正培养出新的利润增长点,使方正牢牢地占领了彩色报纸出版市场。
这次功成之后,肖建国仍然没有急着自己出名,因为尽管作为优秀程序员,肖建国的个人能力非常强,但他清醒地认识到:一个长久发展的有规模的软件公司仅靠发挥一两个天才程序员的能动性在未来的竞争中必将落败。
作坊为什么不行
1988年写出令人自豪和骄傲的NPM,1993年主持开发成功方正彩色出版系统,肖建国得出的结论不是自己“顶天立地”,方正离开自己不行,而是一两个人能够写出好的软件,但这个软件的规模不会很大,当软件规模足够大的时候,一两个人是绝对做不过来的。
据王选回忆,方正在1988年创业时候,推出的三大产品RIP、NPM和BD书版排版语言,每个产品代码约在
10万到15万行,而现在上市的产品程序量则差不多都在50万到100万行,方正现在在外面卖的软件总程序量要超过300万行。
天才的程序员可以在程序的某些模块体现出自己高超的艺术性和精巧性,但如此大规模的程序全靠一两个人去体现自己的技巧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的,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多技巧需要施展。程序就是程序,代码而已,有时候被比喻为艺术,但那只是比喻而已。无论多么精彩绝伦的算法,对于未来庞大的工程性的软件来说都只能处于锦上添花的地位,而不再会是主角。
为了说明30万行代码和300万行代码的不一样,肖建国打了一个盖大楼的比方:“从理论上讲,一个人也能盖起一座大楼,只要这个人每天起早贪黑地干,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总有砌下最后一块砖的时候,可现实中的大楼没有这样盖的,因为每座大楼都有最后交工的期限,软件更是这样,规定时间内不能上市,用户就会选择竞争对手的产品。”
“师傅带徒弟”式的作坊作业让方正研究院数字媒体研究所所长助理郭宗明更多忧虑的是公司风险难以控制。“作坊式作业将希望全寄托在一两个天才程序员身上,一两个天才程序员发挥得好,做得可能比想象得还要好,但万一做不出来怎么办?万一这个人跳槽了怎么?”大公司要讲可操作性,什么时候把软件写出来了,什么时候上市,都要使用倒记时的方式。而“作坊式作业不可能做到有计划,按时推出产品,只能把‘宝’全压在天才程序员的个人身上,太不安全了。”尽管郭宗明被王选称为天才程序员,但他一点都不想把公司的命运寄托在像他这样的天才程序员身上。
方正研究院文字图形研究所副所长李征认为,不仅不应该把命运寄托在一两个名程序员身上,甚至压根儿都不应该鼓励“明星制”。“今天的程序已经谈不上明星了,软件不等于程序,不等于代码,软件是一种商品。它需要有包装、使用指南、安装程序、培训、用户支持、升级、售后服务等等配件,单纯的程序是不能赚钱的,只有成为商品的软件才能够赚钱。中国软件产业发展之初由于软件过度匮乏,没有任何包装的程序也能够卖钱,而且,还能卖个天价;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再好的程序,如果没有包装,没有市场推广一定难以获得大规